隨著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與應用，智慧城市逐步從概念變為現實，一大批“智慧”應用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管理方式。然而，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整體還處在初級階段，化解看病難、出行難、辦事難面臨不少障礙，其應對之策，仍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部分地區“城市病”問題日益嚴峻，而建設智慧城市正是破解“城市病”的重要抓手。專家表示，受體制機制限制，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當前面臨信息互聯互通難、政府和市場定位不清等障礙，急需政府、企業多方合力共同沖關，打破“信息孤島”。

　　智慧城市建設“遍地開花”

　　無論是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甚至是一些貧困地區中小城市，都紛紛加入追趕“智慧”的行列。

　　從城市基礎通信網絡建設，到提供各類智慧應用服務，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養老、智慧環保、智慧旅游、智慧社區等等，幾乎涵蓋了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方方面面。

　　武漢市主城區和重要路段已形成無縫視頻監控網絡，公交車輛植入GPS移動定位芯片，汽車安裝ETC，生鮮蔬菜打上了二維碼;光纖到戶覆蓋規模達到230多萬戶;在云計算方面，武漢已組織策劃了38個項目。

　　廣州市去年底光纖覆蓋用戶數已超過453萬戶，光纖接入用戶數超過102萬;廣州超算中心正式組建，與華大基因、浪潮集團等8家戰略合作伙伴簽署合作協議;圍繞“互聯互通、信息共享、業務協同”三大目標，規劃建設政府大數據庫。

　　此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無錫、貴陽等城市也都在大力推動智慧城市建設，各部門推出的與智慧城市相關的試點城市更多。截至今年4月，住建部公布的智慧城市試點約300個。據國家信息中心的統計，科技部智慧城市試點20個，工信部信息消費試點68個，發改委信息惠民試點80個，工信部和發改委“寬帶中國”示范城市39個。所有試點加起來，共約500個。

　　未來幾年或是“爆發期”

　　“我國有500多個城市參與智慧城市的試點，涉及上億人，大數據、物聯網等幾十個行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一大批資本蜂擁而至，但目前還處在規劃、探討、入門的階段。”中國智慧城市投資聯合體執行主席梅紹華說。

　　“有些地方忽視建設智慧城市的基本條件，盲目上馬;有些地方追求高大上，喜歡戴帽子;有些地方渠道單一，模式陳舊，過度依賴政府力量，忽視市場力量;在網絡和信息化的安全方面，重視不夠和過度超成本應對共存。”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平說。

　　工信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戰略研究處技術總監戴鴻軼表示，智慧城市還處于技術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是新生事物。很多企業可獲得大量的商業機會，但現在不少企業、集成商只是新瓶裝舊酒，打著智慧城市的旗號賺錢。

　　“對智慧城市的局限性要有充分認識，技術并不是萬能的，物聯網傳感器大量設置在城市，未來可能會是電子垃圾，對環保壓力很大。城市面臨的很多問題不能僅通過技術，而要通過制度創新解決。”他說。

　　雖然仍存在各種問題，業界預計，隨著國家政策密集出臺，新興信息技術不斷成熟，智慧城市有望在未來幾年迎來發展的爆發期。

　　美國國際數據公司(IDC)助理副總裁武連峰說，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達130多億美元，其中不包括基建和自動化設備，而是傳統的一些ICT相關的硬件、軟件服務。到2020年，這個規模會達到280多億美元。

　　打破“信息孤島”首當其沖

　　專家認為，打破信息孤島是智慧城市建設中的首要難題，信息孤島不但造成硬件設施重復建設、標準不一，而且數據信息分散、凌亂，嚴重影響了大數據的綜合分析和利用，難以在改進城市管理中發揮積極作用。

　　上海浦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處處長蔣紅軍說，“我統計過一些建筑項目，其中涉及大概30個部門的108項審批。最終的審批檔案中，一半以上的材料是重復的，就是因為各部門信息沒有打通，所以才費時費力費錢。”

　　“別說企業拿不到數據，很多數據政府部門內部都很難拿到。”杭州市公安局一名信息建設專家表示，“公安交管部門拿不到高速公路的交通信息，因為高速公路系統屬于交通廳管轄。就連公安系統內部，也存在諸如戶政和交管部門之間信息互不聯通等現象。”

　　“對于城市綜合交通治理而言，鐵路和民航信息非常重要，但是這兩部分信息只掌握在相關部門手中，省市一級都很難獲取。”杭州市交通局局長范建軍表示。

　　杜平認為，要讓智慧城市變為現實，各地需打破信息孤島，加快數據開放和共享的步伐。

　　行政干預影響企業熱情

　　2014年8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8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鼓勵建設和運營模式創新，注重激發市場活力，建立可持續發展機制。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投資和運營，杜絕政府大包大攬和不必要的行政干預。”

　　但不少企業反映，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和市場定位不清，長官意志仍是決定項目成敗的關鍵。貴州一城市與某央企談好的智慧城市合作項目，最后因分管市長調離崗位，地方部門停止實施，不再開放數據，撥給資源。

　　中城智慧城市研究會秘書長李建平說，智慧城市建設還在試點階段，而且需因地制宜，沒有現成經驗可循。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害怕項目失敗擔責，便會選擇不作為。

　　智慧城市建設企業北京亞信集團副總裁鄒明達說，一些地方政府在評價智慧城市軟件價值上缺乏標準，招投標往往采取價低者得的方式，這樣一來，有實力的企業很難中標，中標的往往是一味壓低價格的企業，最終也影響了智慧城市的建設質量。

　　在天津，智慧政務建設領域存在硬件強軟件弱的狀況。天津市軟件行業協會副會長、天津博和利軟件設計有限公司總裁郭曉和說，政府只是對辦公場所、人才等方面給予企業幫助。“智慧政務的市場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不讓出市場，只配備要素，錢花了也沒效果，這是沒有意義的。”

　　中信證券資產管理部助理總經理朱華斌說，目前，積極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上市公司有一定數量，市場的資金投入不成問題，如何讓企業有動力參與建設成為地方政府急需思考的問題。“政府應該做出一些讓步，允許企業盈利。”

　　政府的“為”與“不為”

　　專家表示，在打破信息孤島，推動互聯互通方面，急需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強力推進，其中導向性的考核機制必不可少。

　　深圳經信委信息化處副處長林毅表示，“深圳打破信息孤島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績效評估，具體由市監察局牽頭。考核指標有很多，還有減分項和加分項，比如通過信息共享提供創新服務就會加分。得分不僅和績效獎掛鉤，還有排名。委辦局一把手如果排名靠后，在市長面前臉上掛不住。”

　　武漢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黃長清表示，“此前武漢開展‘治庸問責’，我們讓紀委監察局協同推動，誰拒絕合理開放信息誰就要被問責，先后打通了46個委辦局的網絡。”

　　此外，多名專家建議，智慧城市建設中，中央應該抓評估、給指導，省市應該定標準、重協同，尤其是技術標準，避免信息共享存在困難。

　　上海浦東公交副總經理王憲表示，上海有三家大型公交公司，每家公交公司的技術標準都不相同。如果交通管理部門不定好標準，就很難形成統一的公交信息平臺。

　　杭州市公安局信息技術專家建議，應及早確定有關智慧城市建設的技術規范，特別是針對數據源、接口、編碼管理的統一。否則建設標準不統一，各個城市、部門之間的數據就很難打通，這反而催生“信息孤島”。

　　不少企業認為，推動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有革新意識，讓出市場份額，政府引導，市場主導。

　　中智慧合投資公司總裁朱長征表示，除了涉及數據安全、平臺的運營權等掌握在政府層面外，政府該放開的還是要放開，這樣能盤活社會資源。運營是整個智慧城市構建的核心，運營需要分層次分級，哪些需要掌握在政府部門，哪些需要讓企業做應明確，讓企業在創新模式上有盈利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