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起，“工業4.0”這一名詞就開始以多米諾骨牌般的魔力效應從德國席卷至了全球各個制造業大國， 而中國版的工業4.0——“中國制造2025”戰略從2015年正式提出開始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2015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旨在實現中國成為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此后，“中國離工業4.0有多遠”，“中國制造2025’對接‘工業4.0”等問題就頻頻成為了制造業關注的話題。
近日，英中貿易協會和英國貿易投資總署聯合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報告”，旨在幫助英國企業了解這一戰略并闡述英國企業在該戰略中潛在的商業機會和新的合作領域。
英中貿易協會中國區總裁鼎杰夫（Jeff Astle）在發布會前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他表示，雖然“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乃至全球的“工業4.0”的戰略目標有些相似，但兩國的實現方式都是毫不相同的，中國的戰略更像是一種指南，更為的實際和系統化，“是實實在在寫在紙上”的戰略。
澎湃新聞：中國制造2025離全球的工業4.0有多遠？
鼎杰夫：中國有著很大規模的工業基礎，在很多年里，中國在制造業的一些領域里已經成為了全球的領導者，但在另一些領域，中國卻在落后于世界的一些領導國家，比如德國、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已經位于制造業上游的國家，他們已經度過了目前中國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向價值鏈上游轉移。這一階段意味著要投資人才和設備，著眼于效率、生產力和高質量的制造，也意味著調整制造業結構和運作流程，將追求數量和經濟規模的企業模式，轉變為更有競爭力的，分散的供給鏈，這樣每個個體都可以在之中增加價值，這就是中國要經歷的轉變。
因為中國已經具有非常堅固的制造業基礎，所以中國可以很快地完成這種轉變，所以問題并不在于中國是不是具有這種轉變的能力，而是需要一個過程。
工業4.0在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進行，這是一個概念，對他們來說，更像是另一場工業革命，更著眼于用戶化，供給鏈效率最大化等等，所以我認為這和中國的戰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為中國制造2050更像是一個由政策引導的倡議，一種戰略指南，政府和企業從中起到領導作用。德國的工業4.0是一種雄心壯志的，但中國的戰略更為的實際和系統化，規定了具體的領域和重點，關于要做的事情是實實在在寫在了紙上。所以，兩個戰略的目標的確是有些相似的，但兩國的起點以及實現目標的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
澎湃新聞：為了實現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目標，中國將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英國能為中國提供什么樣的幫助？
鼎杰夫：我想中國面臨的大型挑戰可能會有兩三個，最主要的一個就是（工業）結構改革，中國需要開放行業接納更多參與者，降低大型國有老舊企業在規模經濟和產量上的一味重視，轉而重視效率、質量和對資源的合理利用，這可能會花費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還有著其他的挑戰，比如人力資源的問題，中國并不缺少人才，我認為挑戰在于如何招聘和挽留住優秀的人才以及人才的多樣化，人們需要重新調整、培訓和聘用，高效地利用人力資源。
英國已經度過了目前中國正在經歷的這一階段，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曾有許多著眼于產量的大型工業企業，而現在更多的是中型規模的企業，更著眼于創新、效率、質量和生產力，并向價值鏈上游轉移。我想我們能為中國提供的有兩點幫助：1，通過合作幫助中國（在轉型過程中）保持軌道不偏離；2，我們能提供技術、秘訣、體系，來幫助中國投資。
英國的優勢在于科研能力，應用研究，善于把一個概念變成一個產品，并將其帶入市場，而中國的優勢在于純粹的科研水平，實驗室科學能力，我們可以通過合作將我們的優勢最大化，創造出商品化的產品。此外，英國在檢驗驗證、標準控制、鑒定方面是世界的領導者，我們可以幫助中國公司更加走向全球化，英國領先全球的教育水平也可以幫助中國公司員工進行再調整和再培訓。
澎湃新聞：中國的制造業目前正在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英國有何經驗可以分享？從產能過剩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國和英國前段時間在鋼鐵價格問題上產生的爭議？
鼎杰夫：英國也經歷過產能過剩的階段，但中國現在的情況和英國曾經面臨的不太一樣，雖然根本的問題是一樣的——供求不符。在上世紀70年代，我們的一些行業，比如煤炭業、紡織業和汽車制造業就經歷了這一階段，我們有著巨大的生產能力，但我們卻無法與世界上一些注重產量的國家競爭，比如中國。所以我們必須進行轉型，分割這些工業，轉向高效率為目標，更著重于全球的供給鏈，變得更國際化，而不是只著眼于國內和周邊市場，必須重視創新和人力資源，才能保持領先，這個過程花費了一代人的時間，從上世紀70年代我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一直到90年代，2000年初，一代人都因此改變了。
在鋼鐵工業上上，英中兩個國家都存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從中國經濟規模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問題會比英國的更大，甚至坦白說，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大。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正在導致全球物價下降，但英國因為它的工業規模更小更分化，在消化物價下降問題時的應變能力更差，所以英國受到的挑戰將會更激烈，更直接。其實中國也面臨著挑戰，甚至從人口數量上說挑戰更險峻，比如產能過剩和就業壓力，但中國吸收消化挑戰的能力將會比英國好一些。
所以我認為不能因為這種問題互相指責，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英國的想要的是一個公平競爭，互惠互利的環境，根據中英需求的數量進行產能重新調配。
英國和中國之間絕對需要通過合作來解決這一問題，也是唯一途徑，我相信我們能很快獲得進展。
澎湃新聞：有人說，中國如果要度過這一轉型階段，就將面臨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減速，英國在華企業將會如何面臨這一問題帶來的挑戰？
鼎杰夫：我同意這一說法，我也不認為，“中國制造2025”是解決中國經濟減速的途徑。我認為“中國制造2025“是中國在面臨一個長期的經濟減速時的必要的反應措施，也是中國向價值鏈上游轉移時的需要，還是中國為了發展成為繁榮社會，實現經濟多樣化，尋找全球市場的一種反應。而且，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并不是一種減速，而是一種轉型，這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都需要經歷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變得更多樣化，它就需要和外國企業更多的合作，或者吸收更多來自外國企業的投入，在過去的十年里，英國和中國在汽車制造業，科技領域、工業設備行業、航空領域都合作得很好，隨著中國經濟的多樣化，我們在醫療設備行業、衛生健康服務行業、金融服務行業的合作也都在增長
澎湃新聞：英中貿易協會近期發布了一項有關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報告，有評論指出，西歐國家在這一倡議上的表現遠不及東歐和中亞國家積極，英國的態度是怎么樣的呢？
鼎杰夫：我認為，英國或許是所有西歐國家中在一帶一路戰略合作上最為積極的國家，東歐國家的確相比西歐國家更為的積極，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他們來說，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等方面有著直接或者立即的影響。而我們的角色是相對間接的，比如和中國一起在第三方國家展開合作，重點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法律服務、金融服務、審計服務等領域。所以在一帶一路合作上，我們只說中國和英國是不確切的，而應該是英國和中國以及第三方國家，事實上目前英中之間已經有很多項目正在進行當中了，有政府間的合作，也有工商業協會比如英中貿易協會和政府間的合作。英國歷來都有著悠久的國際貿易傳統，我們雖然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國家，但我們從來都放眼全球市場，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總是在一帶一路戰略上采取先行一步的積極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