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眾們對于自動化和數字化的擔憂又卷土重來了，他們擔心這些技術的發展最終會給自己帶來一個失業的未來。這場爭辯是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A. Osborne引起的，他們認為全美47%的工作會遭到計算機的威脅。

　　這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引發了一系列的研究，人們發現在其他歐洲國家，計算機威脅工作機會的風險也存在著。這些研究通常只專注于工作的等級，卻忽視了大多數職業都涉及所謂“多項捆綁的任務”，其中有很多是難以自動化的。因此，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工人在自動化浪潮中可能會承擔的風險。

　　例如，在Frey和Osborne的研究中，簿記，會計以及審計職位有98%的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自動化所取代。然而，這個行業中的大多數職員在完成工作任務的時候，不能缺少面對面的交流，這一點自動化是不太可能達成的（或者說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和高昂的成本）。

　　在最近一項對OECD經合組織的研究中，我們分析了在特定水平上工作任務的異質性，重新評估可以由機器替代人類工作的份額。為了這項研究，我們采用這21個OECD國家中具有國際可比性的職位信息（由PIAAC數據庫提供的工人水平）。我們的研究發現，當考慮到工人們個人所完成的實際任務時，工作的自動化程度是相當低的。

　　總的來說，我們發現經合組織國家的工作只有9%左右都是自動化的。自動化的工作份額視國家而變，在韓國是6%，在奧地利是12%（見圖表）。這些差異與以下因素相關：工作場所的組織、國家先前對自動化技術的投資、以及工人教育程度的不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們的研究中，“受低等教育”的工人比所謂“低質量工人”面臨自動化大潮時，更容易被取代。因此，“受高等教育”工人比例較低的國家，通常有較大的“自動化潛力”。

　　這些統計結果是否對新興經濟體適用，還值得商榷，因為這些國家的科學技術通常并不先進。假設這些國家要趕上發達經濟體目前的技術水平，那么相反的，過去在發達經濟體所發生的技術變化，可以為更多新興經濟體的潛在發展提供信息。

　　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工作威脅，從這個角度看似乎也不太明顯了（比起被廣泛引用的Frey和Osborne的自動化研究應用方法）。但是，即使是我們得出9%的數字并不高，它也足以令人擔憂。它表明，每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人的工作將會被機器或機器人接管。然而，估計出來的“就業風險”比例，并不等同于實際或預期的就業損失，從技術進步的角度看，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由于經濟、法律和社會的障礙，新技術的應用將會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過程。舉例來說，盡管自動化駕駛有著巨大的潛力，企業在開始實施他們的自動駕駛經營戰略之前，新技術需要克服各種困難。這也涉及到各種額外成本，以及數字技術的新挑戰（如數據和網絡安全）。此外，新技術可能會面臨法律和道德上的挑戰，如在無人駕駛汽車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不愿意轉讓“道德決策”的主動權。同樣，在醫療保健服務或服務業，機器也無法成為一種合適的替代方案（盡管存在技術的可能性）。

　　其次，即使引入了新技術，工人們通常會根據不斷變化的技術趨勢做出調整，專注于那些機器不能執行的任務。原因在于，新技術固然可以替代人類在工作上的某些任務，但它們通常是補充性的角色。因此，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工人可能會執行不同的任務，而不是成為失業者。

　　事實上，現有證據表明，工人越來越多地將工作時間從日常的普通工作（例如閱讀，寫作）轉移到非常規任務（例如創造性，認知性的工作），這些工作難以自動化，自然也就難以被取代。這意味著，未來工人們那些“單調性”和“重復性”的勞動將會被更“多才多藝”和“愉快”的工作取代。

　　第三，技術變革還會產生額外的工作，它將產生對新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并提高采納新技術的公司的競爭力。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自千禧年以來，歐洲的“計算機化”和“自動化”讓勞動力需求效應呈現出“凈增長”的趨勢。雖然技術革新確實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勞動力，但它所產生的“勞動力節約效果”，遠低于消費和生產增長所產生的額外勞動力需求。根據研究，勞動力在最近十年里一直在與機器“良性競爭”而非“惡性對抗”。

　　未來工作的經濟前景可能不像許多人所想的那樣悲觀。要知道，自動化和數字化不可能破壞大量的工作。更有可能的情況似乎是，相比前幾十年，工人們的工作場所將有所改變，也需要不同的技能與工種。然而，在數字變革中，低水平工人可能會面臨更難以調整適應的挑戰，比起高素質工人，他們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動化所取代。

　　這個特征在我們研究樣本的所有國家中，都出奇的一致。從政策角度來看，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解決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確保低水平工人應對不斷變化的技能需求。然而，在新興經濟體中，技術變革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因為這些國家面臨著不同的技術儲備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