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87人;2014年：22660人;2016年，104538人——幾何級的增長，顯示的是過去7年間通過書面或網絡途徑在我國登記捐獻遺體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數。

　　當生命不可挽救時，“自愿、無償”捐獻能用的器官，讓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主動選擇。然而，器官捐獻，這項在21世紀才在我國起步的事業，發展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從1000到10萬 器官捐獻志愿登記7年增長近百倍

　　今年34歲的姚銀淵是一名大學生村官。2014年9月，他的病情已發展到肝硬化晚期，必須進行肝移植手術。幸運的是，一位器官捐獻者挽回了他的生命。

　　“不能忘記，當我們迎接涅槃重生的時候，意味著有一個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有一個家庭正為親人的離去悲痛欲絕。我們的生命不只屬于自己，也承載著另一個陌生的生命、另一個家庭的祝福。”姚銀淵說。

　　來自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通過書面或網絡途徑登記捐獻遺體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數累計為169860人，僅2016年一年，就有10萬余人登記捐獻遺體和器官，比2010年增長約100倍。

　　“器官捐獻登記情況可以反映出社會對這項工作的接受和支持程度，可以說器官捐獻從零起步，逐步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支持。”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說。

　　在志愿者捐獻登記數量激增的同時，實際捐獻數量也明顯增加。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國累計實現逝世后器官捐獻9996例，捐獻器官27613個。其中，2016年實現捐獻4080例，捐獻器官11296個，實際捐獻數量比2015年度增加47.5%。

　　在侯峰忠看來，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與實際捐獻數量雙增長的背后，是人體器官捐獻政策制度的逐步建立、機構隊伍的逐漸壯大，這些助推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規范化軌道。

　　2016年5月，我國建立了多部門協作的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將器官轉運環節對器官移植患者的質量安全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公開透明的器官捐獻與移植過程，讓更多心有善念的人增強了信心，也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積極評價。

　　供需比約1：30器官短缺緣由何在?

　　盡管我國公民逝世后人體器官捐獻百萬人口捐獻率已從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增長近100倍，但考慮到13億人的人口基數，我國的器官捐獻率仍然較低，在世界上處于中下水平。

　　據估計，我國每年大約有30萬的器官衰竭患者需要進行器官移植，而每年實現的器官移植手術只有1萬多例，從約1：30的供需比來看，器官短缺依然嚴重，很多生命仍在苦苦等待。

　　侯峰忠認為，除受傳統觀念束縛外，器官捐獻率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公眾對器官捐獻的認知程度不夠。“器官捐獻與遺體捐獻是不是一回事?”“登記捐獻是否意味著必然捐獻?”“器官捐獻是生前行為還是逝后行為?”……關于器官捐獻的一些基本知識，許多人并不清楚。

　　由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螞蟻金服公益等單位聯合發起的器官捐獻公眾意愿調查結果顯示，83%的參與調查者愿意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記成為志愿者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記或手續太繁瑣”。

　　一些業內人士表示，盡管官方開通了網絡、手機等器官捐獻志愿登記渠道，但公眾知曉程度不高，反映出器官捐獻與移植的科普宣傳力度不夠，也暴露出各地器官捐獻與移植系統普遍存在的服務能力不足、管理體系滯后等現實困境。

　　在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看來，國家層面緬懷、激勵機制的缺失，也是器官捐獻工作推廣過程中面臨的一大問題。“國家層面尚未設立緬懷紀念園地，包括捐獻遺體的運送、捐獻器官后遺體的火化、捐獻者家屬的撫恤、捐獻者的殯葬安置等方面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捐獻器官的積極性。”他說。

　　澄清模糊認知 讓更多人加入志愿捐獻隊伍

　　史鐵生、姚貝娜……近年來，許許多多有名或無名的人自愿身后捐獻器官或遺體。2013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提出“鼓勵黨員、干部去世后捐獻器官或遺體”。然而，要讓更多的人加入到這項人間大愛的接續傳遞中，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海波認為，提高器官捐獻率的首要任務是普及捐獻理念，澄清公眾對器官捐獻的模糊認知。在他看來，認為“登記了就要捐獻”，就是器官捐獻登記的一大“攔路虎”。他明確表示，登記捐獻與實際捐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事實上，每100個逝世的人中，只有1人才有可能符合捐獻的醫學條件。

　　“登記捐獻僅僅是一種意愿、一種態度。只有當生命不可挽救時，才會達到潛在捐獻狀態，而潛在捐獻者最終能否捐獻，需要由醫學專家評估后決定。”侯峰忠說。

　　捐獻是否需要親屬同意，是很多人顧慮的問題。侯峰忠表示，目前各地對此規定不同，志愿者登記時原則上需要征求直系親屬意見，得到家人的支持。實際捐獻時需要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直系親屬書面簽字同意。

　　與西方國家用了三四十年建立起人體器官捐獻、獲取、保存、運輸、分配、移植等一整套體系相比，我國的器官捐獻登記與移植事業還處于起步期。王海波說，進一步提高這一體系的公平和效率，是幫助公眾建立信任，推動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

　　“公眾對器官捐獻的質量和效率、捐獻者和家屬權益的保障、信息的公開透明等都有很高要求，必須建立與實際工作需要相匹配的機構和隊伍。”侯峰忠提出，要加強國家和省級器官捐獻管理機構的建設，壯大器官捐獻工作隊伍，建立真正獨立于醫院之外的第三方的器官捐獻體系，確保器官捐獻工作陽光、公正、高效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