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芯片史上，?2001年是個關鍵年份。沿著2001年的起點，方舟、中星微、展訊三家星光熠熠的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遺憾，尚不能跑贏摩爾定律，改變國內缺芯的窘況。從這些領軍人物及其企業的成長、突圍、困局和無奈中，我們能看到，國產芯片貧血是綜合性發育不良的結果，中國芯的強大可能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2001年，中國芯片業明星人物鄧中翰，在索尼家門口吃了閉門羹。
當時，他與同事專程飛到日本，目的是向索尼公司推銷“星光一號”——一款主攻筆記本電腦攝像頭的數字多媒體芯片。
在此前，靠這款自研芯片，鄧中翰創立的中星微公司已經拿下飛利浦和三星。他們以為有上述品牌的背書，索尼應該也有戲。
但索尼絲毫沒給面子。原本約定恰談50分鐘，但剛談了5分鐘，對方就不客氣地起身謝客：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現在做的這種研發，索尼是這個領域的鼻祖，我們在這上面有幾千項專利、幾百個產品。如果你要想學習的話，可以到商店里看一看，或者去展覽上了解詳細情況。
時間短到鄧中翰還沒來得及介紹公司。接下來的一幕更具戲劇色彩：鄧中翰走出索尼公司，甩下一句英文：I will be back（我會回來的）！
在2001年的中國半導體行業，鄧中翰和中星微被塑造為一個燈塔式的存在。
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鄧中翰
按照媒體報道，中星微的“星光一號”芯片，打破了中國“無芯”的歷史，“同神州飛船、水稻基因組并成為世紀交替年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書寫了新的輝煌篇章”。
但在國內如此驕傲的企業，走出國門照樣碰釘子。這像極了國產芯片行業的整體寫照：產業剛起步、沒有話語權、舉步維艱。
國產芯片史上，?2001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
這一年，發展集成電路第一次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
?2001年還誕生了多項國內“首次”：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與方舟科技公司合作研發了方舟1號CPU；
鄧中翰在中關村點亮國內首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多媒體芯片“星光一號”；
在北京海淀區中科院計算機所旁的一棟小白樓，學院派“龍芯”課題組正式成立，崇尚毛澤東思想的胡偉武，帶著師生要做出獨立于Wintel（微軟+英特爾）之外的技術體系；
海歸派博士武平、陳大同等人?創立展訊通信，以行業黑馬的姿態殺入市場，次年便研發出第一顆手機芯片……
看似不錯的良好開局，在18年后回頭看，并沒有扭轉中國“缺芯”的尷尬境地。
探究一個科技產業為什么沒有做起來，是個極其復雜的話題。但從領軍人物及其企業的成長、突圍、困局和無奈中，我們或許能窺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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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漢卡發明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被柳傳志踢出聯想。他堅持自主研發CPU，這與聯想當年的“貿工技”戰略重點南轅北轍。
六旬科學家正失意時，加拿大華僑李德磊找上門求助。李德磊的公司中芯微（方舟科技前身）為日立公司做芯片設計類外包。但日立剛解除了合同，李德磊的公司瞬間陷入危機。
倪光南得知對方有一支做CPU的完整隊伍，如果用上自己的人脈和信用，那他做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夢，就可以嫁接到眼前這家垂死的公司上面。
李德磊也沒有拒絕。作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自然不會無視倪光南背后的無形資產。
但這種結合從開始就埋下隱患——商業組織里，最要命的便是同船不同心。大家目的地不同，總有人要濕身離場。事后看，“方舟”擱淺也是種必然。
不過在當時，雙方還是維持了一段載笑載言的日子。在倪光南的奔走下，李德磊公司獲得深圳一名民營企業家投資的2000萬元。政府也開始關注這家民營芯片公司。
2001年7月，倪光南心心念的自主研發CPU——“方舟1號”面世。此前兩個月，他剛以戰略市場部副總裁身份加入方舟。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媒體盛贊“方舟1號”改寫了中國“無芯”的歷史。這種“鑒定”同年也被用來評價鄧中翰的“星光1號”數字多媒體芯片，鄧中翰當時還獲稱“中國芯之父”。由此可見，國人當年對于芯片行業的落后現狀是多么地介懷。
倪光南助手梁寧曾撰文記述“方舟1號”面世之隆重：中國工程院前任院長宋健、前任副院長朱高峰親自擔任鑒定委員會正、副主任，現場發布會由原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主持，時任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等幾名部委領導，都去了現場并發言。
CPU造出來了，如何進入市場成了關鍵問題。此時，倪光南與李德磊產生第一次重大分歧。 前者利用自己的關系，為方舟拉來第一個客戶。該客戶毅然從英特爾轉投方舟陣營，但李德磊卻拒絕供貨。
“他們愛買不買。”據李德磊下屬向媒體回憶，在李德磊眼中，那些小客戶就是“要飯的乞丐”，而他不愿意做“要飯的頭”。
李德磊要掙大錢——當年政府啟動了NC（網絡計算機）采購，目的是要推動NC產業鏈的發展，這才是大訂單，所以李德磊不把市場開拓當回事。
據說在倪光南和李德磊得力干將劉強的極力說服下，方舟才建立了市場部。但由于李德磊對市場廠商的態度，市場部包括倪光南本人定位都很尷尬。
5個月后，倪光南被迫離開方舟，就像兩年前他被逼離開聯想。不同的是，為了芯片夢，他在離開后還在持續幫方舟科技找資源、找錢、找人。
2002年，中關村管委會還以中關村軟件園名義入股方舟5000萬萬元，占股5%。 但事實上，方舟科技仍是李德磊的家族企業，他及家人總占股70%以上。
李德磊將寶壓在政府NC采購上，但“方舟1號”的現實困境是生態。用梁寧的話說，繞得過英特爾，跨不過微軟。
即便是到現在，電腦的核心也是英特爾+微軟，二者組成了“Wintel”天團，在這個天團周邊，圍繞著錯綜復雜的馬達加斯加生態。
2004年12月28日，北京，英特爾迅馳廣告
而當年為了規避知識產權，方舟選擇了一個有別于“Wintel”的技術路線——自主CPU+Linux操作系統。可到頭來發現，沒有那個馬達加斯加生態。電腦上的瀏覽器、Office、播放器....都要重新開發移植。
當年政府各部門采購了幾萬臺NC。但用戶很快發現，NC上的工具，打不開其他電腦上發來的文件。早年媒體報道，一些學校校長，每逢領導來視察，就會拼命訴苦：NC不能用啊，讓我們換PC吧。
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生態，NC市場遲遲打不開，2004年，方舟被傳陷入資金危機。
李德磊即刻放棄了“方舟3號”的研發，轉做來錢快的小靈通。一名前員工對《IT時代周刊》回憶，李德磊曾說“方舟3號”是狗屎，國產CPU無市場。他還給員工們算了一筆帳：小靈通芯片每年出售上千萬片，幾年利潤可以上億美元。
而此前，“方舟3號”已被列入國家的“863課題”，政府撥了研發經費1538萬元。
芯片產業前期離不開燒錢，按說1000多萬也不算大數目。要知道，當年為了扶持三星半導體自主研發，韓國政府甚至動用了韓日建交時，日本支付的戰爭賠款。但讓人們難以接受的是劇情是，李德磊的直接放棄。
這一標桿性項目，瞬間傾頹。
李德磊的苦衷也是實情：撥款太少了，根本不夠給研發人員開工資。
很明顯，自主芯片夢是倪光南的，但不是李德磊的。 所以當觸摸到現實的骨感輪廓后，李德磊出于商人本能，選擇了斷臂求生，哪怕是場面很難看的撕破臉。
行業人士也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國家的長期戰略，不能強行綁縛在一個商業企業身上。
方舟后來一只手伸向房地產行業，有媒體記錄了“方舟大廈”在建時，李德磊曾說過的一句話：“在中國真正賺錢的是房地產，不是高科技。”
方舟鬧劇后，倪光南院士背負著沉重的歉疚，向科技部“負荊請罪”。李德磊干將劉強失望之下也離開公司。劉強后來創立上市公司君正，繼續做芯片，小米手表、360攝像機都是該公司客戶。
離開方舟后，倪光南、劉強反而交往更近，兩人都是技術派。倪光南無意中提起一段往事：李德磊曾在酒桌上透露劉強是他的侄女婿、自己人，這致使倪光南長期刻意疏遠劉強。但劉強聽說這事后一臉蒙：他與李德磊沒有半點沾親帶故。李德磊心思之深，是倪光南這種技術專家看不透的。
原北京副市長劉志軍落馬后，法院認定的諸多受賄中，有一例是李德磊夫婦贈送劉志軍在加拿大留學的兒子兩萬加元。理由是感謝劉在方舟科技資金困難時提供過的幫助。
俱往矣。這段傷“芯”往事，只留下一個堂吉柯德式的收尾。沉沒的“方舟”，成為國產芯片史上一處布滿銅綠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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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另一艘大船正在芯片海洋中尋路。
“我經常用船來形容我們的公司，車分左右邊，在路上也不能隨意開，海洋卻是通往全球的。中星微就是茫茫大海里面的一條船，我希望它能夠不斷探索出新的領域、新的道路、新的資源，而不是作為駐留某個地方的一個小島，停滯不前。”
這是中星微創始人鄧中翰說的。鄧中翰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99年受邀參加50周年國慶觀禮后，從硅谷回國，創辦中星微，信息產業部是其主要股東之一。由于中關村辦公場地不足，中星微生在北土城附近的一間簡陋的倉庫里。
在所有芯片創業者中，鄧中翰是最為聰明的那撥人。他第一時間看到“路上不能隨意開車”這一現實。鄧回國創業時， 國外芯片寡頭早已崛起，英特爾、德州儀器、三星半導體已分領域、分層級瓜分了市場。
深圳中星微大廈
就像在悠長的高速公路上，這些企業在最右側車道，受著芯片行業那個著名的“摩爾定律”的驅使，一直高速飆車。而從原點追趕是一件極難的事，有時還會變成無用功，比如“方舟”項目。
于是，中星微選擇從市場競爭相對不那么白熱化的點切入——做多媒體芯片，像當年PC的攝像頭芯片、手機的音樂芯片。
歷史上，三星半導體也采用了類似戰略。三星沒有從CPU這類明珠芯片入手，而是選擇從存儲、驅動等相對周邊的芯片入手。
事實證明中星微的選擇是對的，并由此占據PC攝像頭芯片這一細分領域60%以上的國際市場。
包括曾將中星微拒之門外的索尼，后來也成為該公司的客戶。倒是應了鄧中翰在索尼門外撂下的狠話。
這些成果被媒體宣傳放大后，足以滿足國人的自尊心。雖然有業內人士指出，中星微所攻領域并不是核心芯片，在國際產業鏈上并沒有影響力和議價權，但中星微卻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被迅速打造為光芒四射的中國芯領軍企業。
創始人鄧中翰成為國家級半導體工程“星光中國芯工程”的總指揮，頂上了“中國芯之父”的盛名，企業拿到的政府資助最多，2005年第一個在納斯達克上市。此后，鄧中翰還成為中國工程院最年輕院士（41歲入選）。
鄧中翰的優等生氣質，為中星微發展定了基調，某種程度上也算一種桎梏。
員工說，鄧中翰是從來不見客戶的。他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頭的是技術開發，其次是投資者關系、政府關系和日常管理。
中星微有“紅色創投”背景，鄧中翰曾兩次受邀到北戴河度假。第二次是2008年盛夏，科技部官員打來電話，問他月底是否在國內，中央邀請他去北戴河度假。他緊忙說有時間。當年全國共有60人接到邀請，大都是有海外留學背景、回國創業的專家。比如前中國首富、當年光伏行業的領軍人物施正榮。
這也讓鄧中翰深入思考并與其他創業者探討一個問題：如何將各自在商業上的設想，與國家意志結合起來，以創新滿足國家和市場的需求？按鄧中翰設想，中星微要做蘋果、索尼那種引領世界潮流的公司。
鄧中翰當年接受《創業家》采訪時也坦言，他和公司主要的精力仍然在做研發而不是盈利上。中星微的大股東有政府背景，政府不指望短期內的財務回報，而是希望他們堅持自主創新，把“星光中國芯”工程做大做強。
遺憾的是，集合眾多資源，中星微依然未能做大做強。2005年上市后，創始團隊忙于“各種星光”，離市場有些遠。與之相對的是，PC、手機屬于消費市場，風云變換，中星微沒有跟上節奏。
比如，當年中星微針對手機開發的“音樂芯片”，是掛在手機主芯片外的一顆專門播放音樂的芯片。可是很快，手機主芯片企業如聯發科，都在自己的芯片中集成了音樂功能，這一下子讓中星微失去了市場，還沒有及時找到其他出路。
聯發科等的降維式打擊，讓中星微丟掉家門口的領地。2008年起，由于核心業務受到沖擊，中星微陷入長達四年的虧損。
2011年，中星微宣布進入安防視頻監控領域，營收情況有所好轉。
但這家企業的“星光”也就此黯淡了下去 。2015年從美國退市、2016年借殼回A股，也都波瀾不驚。鄧中翰和中星微一度在媒體上消失。有一次還是在歌唱家妻子譚晶的相關文娛報道中，提到鄧中翰的名字。
在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鄧中翰的發言還是熟悉的味道：他再次重申中星微將數億枚芯片打入國際市場，“徹底解決了中國無芯的歷史”。他也提到兩年前，中星微開發的中國首款嵌入式神經網絡處理器(NPU)芯片——星光智能一號誕生，標志著中國在該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新近與公安部牽頭制定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數字視音頻編解碼國家標準，讓中國成為“此領域世界上第一個制定標準的國家”。
只是這些第一的價值有多高，行外人參不透。
3
相比放棄高速路、改走海路的中星微，行業另一領軍企業展訊通信更愛高速路飆車。
在20世紀初的芯片創業潮中，展訊的運作模式最為市場化，選擇的陣地也是正面戰場，做核心芯片，技術實力業內公認更高——當然，由此也注定這家公司的命運更為多舛。
2001年，受當時信息產業部鼓勵，武平、陳大同等人從硅谷回國，籌建展訊通信，設定目標是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基帶芯片。
政府承諾將通過央企為展訊投資3億元。此前 ，中國發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吸引了一批海歸投身科技創業浪潮。
相比其他硅谷回來的海歸，展訊創始人武平身上有層模糊的悲劇色彩——展訊一開始就為錢所困。
他們回歸后才發現，政府承諾的資金要分批次到賬。為了維持公司研發運轉，武平等人不得不到海外資本市場找錢。就連展訊的競爭對手——聯發科曾經都是這家公司的投資人。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投的是人——他看到了武平商業計劃書上的科研人員陣容，便立即拍板投資。當然，后來隨著展訊變成聯發科的對手，這部分股份被其他投資人贖回。
為了籌錢，展訊股權架構變得極為復雜，且創始團隊股份一再被稀釋，武平本人持股不足5%，最后失去公司控制權。這是他在創業之中特別遺憾的事情。
但缺錢的展訊在市場表現上很爭氣。2003年，展訊自主研發了手機核心芯片，為公司帶來1億元以上的收入。在展訊的客戶名單中，有當年出貨量之王的夏新、波導等“機王”身影。2004年，展訊還率先研發出TD-SCDMA手機的核心芯片。
憑借一股氣，它在2007年沖上美國納斯達克。
展訊在納斯達克上市
只是鮮花簇擁有時并非好事，捧花前行更容易會遮蔽視線。
沖頂后，展訊內外矛盾漸次爆發，內部管理問題、外部市場戰略均遭遇挑戰。比如武平力主收購的美國美國射頻 （RF）芯片公司Quorum，當時代價是7000萬美元，但一直打不開市場，后續還有持續虧損。
這令展訊在隨后的金融危機面前，毫無輾轉騰挪之地。當2009年后Quorum為展訊打開新市場后，武平已經被迫出局。
武平對TD-SCDMA研發的執著也受到質疑。中國3G商用是2009年的事，當時由于商用遲遲沒有時間表，拖垮了一批TD芯片公司，展訊拿出5億元投入其中，是否符合商業規律？
在多年后同《創業家》記者的一次交流中，武平承認自己有私心——他是技術理想主義者，研發TD也是想為國家通訊產業做點事，這等于把一家商業公司綁縛上國家產業戰略的車輪。
在市場上，展訊又為反應慢半拍持續交了昂貴的學費。國外友商曾給展訊起了個綽號——“2Q”，不管說什么都會延遲兩個季度(Quarter)。
而在芯片巨頭都遵從的摩爾定律中，芯片每18個月性能提升一倍，成本降低一半。硬件技術迭代周期雖比軟件和互聯網要長，但也是分秒必爭，一步落下可能前功盡棄，展訊就這樣被落下了。聯發科一度搶走了90%以上的國產手機市場。
原因令人惋惜。陳大同看到的是內部管理問題。他曾在一次行業會議上坦白剖析當年展訊的問題，企業上市后，因為政治斗爭打擊了士氣，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項目，沒完成就停了下來；公司總監級別以上的管理者，大半都想走。
更為奇怪的是，在公司內部，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芯片成本，甚至負責成本控制的部門、產品負責人甚至CEO，都不知道芯片成本。為此還出現過銷售和客戶談好價格，但回來發現成本做不到的問題。
華為任正非曾評價展訊：“這幫海歸技術不錯，但不懂市場”。
2008年以后，聯合創始人陳大同離開展訊。2009年2月，武平辭去CEO職務，淡出展訊。接受《創業家》采訪時，武平還在強調：“我在不在展訊沒有關系，但展訊一定要留在中國，這是我回國創業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訊未來長久發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個國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國來干?嗎？”
2013年底，展訊從納斯達克退市，國家隊清華紫光宣布對展訊完成收購。紫光采取了“買買買”戰略。第二年，紫光又買下展訊競爭對手銳迪科，兩家公司在2016年合并為紫光展銳。
數據顯示，2017年在中國芯片設計公司中紫光展銳營收排在第二位，位列于華為海思之后，紫光展銳目前是國產芯片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不過，展訊在幾年間經歷了上市、退市、被收購、整合等一系列“大折騰”，命運起伏讓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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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2001年的起點，不難看到，展訊、方舟、中星微三家星光熠熠同時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芯片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遺憾，尚不能跑贏摩爾定律。但未來尊重產業規律、少犯錯、讓自己更強悍的存活下去，或許也是一種情懷輸出。
正如一名芯片行業老專家語重心長地向AI財經社強調，“集成電路是實體行業，不是互聯網經濟，在各種會議上放狠話、放衛星這種模式，是行不通的。 ”
換言之，芯片搞不來大躍進，產業貧血是綜合性發育不良的結果。
芯片業周期長，環節多，還要有不隨大流、創新、冒險、容錯的社會文化氛圍和教育體制，未來可能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投入，才能向前躍進一大步。
可供參照的是，高通創始人艾文·雅各布斯在20世紀60年代提前布局CDMA研發，這才成就了幾十年后的智能手機芯片霸主。
但在當下，置身其中的人，只能沉下心來，腳踏實地走好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