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援引消息人士稱，中美就解決中興通訊公司問題的大致路徑達成一致，美國將取消中興通訊銷售禁令，根據討論的協議維持其業務。不過不到一天，特朗普又在白宮表示，美國政府尚未與中國政府就中興事宜達成任何協議，一波三折的推進過程，依然不能令中興高懸的心就此落地。
但據《財經》消息稱，5月19日中興通訊生產線上的部分管理者，已經收到為復工做準備的通知。問題解決雖尚未一錘定音，但已經朝好的方向發展。只是禁令解除后，中興能從這場飛來橫禍中迅速恢復氣力嗎？真正的后遺癥可能在于技術短板的暴露。
大國較量難以預測，但僅從商業角度考量，中興這堂課值得警惕。
風波之后，中興將面臨什么？
禁令解除是中興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最終以什么代價和形式達成這一目標，還要看兩國斡旋。在中興看來，禁令一旦解除，業務線恢復之后公司便能快速歸隊，只是這次的犧牲不可能不影響中興這一年的運轉。
據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稱，由于華盛頓禁止美國公司向電中興通訊銷售元件，中興通訊這些天的損失估計至少200億元人民幣（約合31億美元）。按照這個數字，不算上未知的天價“勒索”，大致接近中興一個季度的營收，4月份中興通訊發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Q1營收為288．8億元。
而且就目前的消息來講，中興很難逃脫罰款，因為當初的違約涉及到執法問題，很大程度上不能算是貿易戰談判的籌碼。換句話說，如果罰款避免不了，中興的損失將會更大，嚴重拖累一年的業績。當然這些損失并不會損害中興的正常運轉，畢竟作為“悲情英雄”，背后還有團結一致的政府和納稅人。
在禁令面前，或許能直接用錢解決的問題都算是小問題，可這場風波還給中興帶來了一些隱患，將影響公司的未來發展。
一方面，中興在這場尚未完全開打的國家戰爭中的脆弱性，和夾雜在兩國之間隨時面臨的風險，會使中興的供應商與客戶重新評估這段業務關系。
即使禁令解除、中興一切恢復正常，這次風波也在中興的產業鏈上插上一個不確定性因素，可能會影響其業務復原。也許國內的公司不至于會落井下石，但國外就沒有這么多限制了，目前澳洲最大電信運營商澳大利亞電信和非洲最大電信運營商，都已經停止銷售中興通訊手機，前者也在積極尋找代替者。
而另一方面，有消息稱，解除禁令的另一個代價很可能是，中興通訊將被迫對管理層、董事會席位進行重大調整，甚至不排除向中興派駐監察官員。這些舉動是為了確保中興的合規性，可處在本國利益的考量下，來自美國的監察反而有可能加速沖突，從商業角度來講，這繼續增加了與中興合作的不確定性因素。
因而，中興的危機很難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結束而立馬翻篇。
中興無法自救不能讓中國芯背鍋
對于這場突如其來的災禍，中興的應對表現頗為鎮定和坦誠，一面向員工通報事件進展，一面積極配合溝通和調查，侯為貴的現身更是展現出一種責任。如今中興迎來轉機，幸免于難固然值得慶幸，只是回過頭再看這一個多月的生死時速，被別國一紙禁令鎖死的無力感，難免令人心驚。
尤其是中興一直作為國家高科技企業的代表，所謂世界十大通訊設備制造商、全球第四大手機生產制造商、中國大陸最大的通信設備上市公司，這些頭銜看似走在了技術的前沿，可被打了之后才發覺骨子里還是外強中干。這雖然是國家缺“芯”的大環境所決定，可公司業務嚴重依賴美國技術早已不是一天兩天，對這個風險的習以為常和漠視，就像溫水煮青蛙，使得危險一旦來臨，任何臨時性自救的方法都無濟于事。
這或許才是中興危機過后該反思的問題，而不是僅僅單純由國家芯片技術和產業的落后來背鍋。
兩國貿易戰之所以對企業影響深遠，在于其可以采取多種手段無差別地進行攻擊，但根據公司不同情況，受到的損失還是有所不同。比如，如果禁止對方產品進入本土，那對不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公司來說就無足輕重。可中美交鋒還尚未深入，中興已然到了瀕臨破產的境地，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少見。
技術命門固然是根本，可這么多年對命門掌握在美國手中而無從應對的中興，何嘗不是一種戰略失誤？在核心業務無法運轉之后，中興連勉強為其輸血的其它業務都沒有，這是不是說明公司缺乏減小風險的長遠布局觀念？
長期以來，中興通訊形成了三大業務為支撐的營收局面，其中運營商網絡、消費者業務共占據90％以上的營收，而這兩者不僅在核心技術上嚴重受制于美國，而且美國市場對其也彌足輕重。這種情形對任何一個公司都是危險訊號，尤其是中興這種早就徘徊于中美之間的企業來講，可事實是，中興既難以短時間內補足技術短板，也沒從業務構架上盡量分散風險。
相比之下，富士康雖然離不開蘋果，可很久之前就已經從培養自有品牌開始，著手“去蘋果化”，快遞公司也在想方設法減少對電商平臺的依賴，中興即使繞不開美國的技術支持，也應該從他處著手，未雨綢繆，而不至于現在像個靶子一樣，一擊即中。
很多人拿聯想作為華為的反面，其實更具可比性的應該是中興，業務的高度重疊使得兩者一開始就相互較量而行，可結果卻有些相反，這不能不說是中興內部的問題。
中興式企業的沉思
如果不是成為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攻擊重點，在外界看來，中興雖然在智能手機市場的存在感越來越低，但在通信設備領域的地位依舊可以令其雄踞一方、富而安穩。可沒想到一紙禁令徹底暴露了公司的尷尬之處：營收強如巨頭，關鍵性技術卻“一窮二白”，而這種外強中干的狀態，其實是國內很多公司的寫照。
先看看中興，近幾年的營收都在千億元大關左右，而且運營商網絡業務依舊穩固，但在這種業務體量的背后是公司難堪的盈利能力。2016年，凈利潤虧損達23．6億元，較2015年的32．07億元相比下降了173．49％，是上市20年來的第二次虧損。即使不虧損的年份，中興的凈利潤也不是很高，2017年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約45．54億。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興每年從政府獲得補助金額，在凈利潤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2016年收到的政府補助為26．34億元，但當年中興卻虧損了23．6億元，也就是說，沒有這部分補助，中興一年虧損約50億元。長江商學院某教授通過對中興的財務報表進行分析，發現過去十年中興的稅前利潤為262．2億元，而其中來自政府補貼和各種退稅，就高達180多億，占比利潤68．98％。
很明顯，中興財務報表上顯示的盈利能力還要大打折扣，可以稍作對比，小米是出了名的凈利率低，其2017年營收1146億元、凈利潤則為54億，而中興拋開政府補助之后，凈利潤卻完全不如小米。
由此可以看出，借助堅強的后盾，在國內很多公司看似發展得風生水起，可一旦遭遇外界打擊，才發現技術命門還是掌握在他國手里，這是一種通病，甚至蔓延到更多新興產業，比如人工智能。
以科大訊飛為例，其每年很大部分收入也是靠政府補貼。相關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2016年，科大訊飛凈利潤共21．34億元，當中有超過1／4源自政府補貼，并且最近幾年收到的政府補貼大體呈攀升態勢。更關鍵的是，從科大訊飛的營收狀況看，公司幾乎三分之二的營收，都是來自于地方采購。
靠著人工智能的概念和政府資源的傾斜，科大訊飛在業內似乎沒有任何敵手，可未來進入到更自由、激烈的競爭市場，它的競爭力能有多大，是最該質疑的問題。
不管是落后產業、技術提速還是抓住未來技術發展趨勢，拿市場換技術，或是國家斥巨資鼎力支持，似乎都應該重新審視其有效性。
中興只是個例，但問題卻是共通的，在波譎云詭的外部環境下，誰也不想成為下一個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