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進口3000億美元芯片，是第一大宗進口物資。從美國制裁中興到圍剿華為，已經使國民認識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同時也引起廣泛質疑，為什么中國芯片產業不僅落后于美國，也落在了韓國和臺灣地區后面?

　　多數批評都指向我們的科研體制機制。

　　開始時集成電路產業在高度計劃經濟體系下完全由政府主導，缺少民間資本參與，缺少吸引人才的分配制度和用人政策，沒有高強度的資金投入。媒體對集成電路產業的各種分析文章，我認為最近一篇《中國芯酸往事》是最知情、最附合實際的文章。

　　從我自己的經歷和感悟，我完全同意文章的看法。我上世紀80年代在國家計委機械電子局機械處工作過，集成電路歸電子處管，因為在同一個局，我也了解一些。后來分管我們的國家計委副主任趙東宛調任國務院電子振興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他去日本等國訪問考查東芝、NEC、夏普等電子企業都是我做的翻譯。1991年我調國家計委投資司分管工業領域投資，正是在這段時間參與了無錫華晶(908工程)、上海華虹(909工程)的投資工作。當時這兩個工程是電子工業部的一號工程，也是財政預算內資金迄今為止對電子工業的最大政府投資。所以我對集成電路產業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情況有所了解。

　　我認為影響集成電路發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資金、體制和產業鏈配套能力。

　　我把人才放在了第一位，而沒有把體制放在第一位。當然這四者是有互相關聯和影響的，例如，人才就和用人機制、分配機制有關。但是在集成電路發展中有一個領軍人物太重要了，而我國的集成電路產業始終沒有產生一個像臺積電張忠謀、韓國三星梁孟松這樣的領軍人物。908工程和909工程都是在政府主導下搞的，當時的投入和我們國家的財力相比也算是重視了，但和臺積電、三星比，我們的投入就太少了。

　　那時我們不懂得利用資本市場籌措資金，政府投入是集成電路投資的主渠道，而政府財力有限，投入強度不夠。在產業鏈配套能力方面我們比韓國和臺灣地區碰到更多的掣肘，這包括從上游的單晶硅片制造到下游的封裝。更重要的是生產集成電路的裝備，光刻機、刻蝕機國家其實早作了安排，在三線建設時，特意在甘肅臨夏建設了一個專門生產光刻機的工廠。我在分管這項工作后利用陜西蔡家坡709廠原有的技術基礎生產一部分集成電路裝備。該廠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就留下來的老廠，但技術檔次和當時國際上應達到的水平相比差得太遠，而引進又受到諸多封鎖或限制，能拿到的都是低兩、三代的技術裝備。而韓國和臺灣地區沒有像大陸這樣受到限制。

　　在后封裝方面，在開展908、909工程時，也在上海和天津地區建設了后封裝廠，開始還不錯，后來又和國際先進水平拉開了距離。由于缺少領軍人物和原創技術，908工程和909工程雖然對提升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有了一些作用，但還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模仿，待到建成之日已經是落后了。

　　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搞到了64K，但人家按摩爾定律已經搞到了256k了。德國工業技術很先進，但在集成電路產業和我們有同樣的毛病——缺乏領軍人才，他們當時也派人到日本東芝去學習，然而德國的集成電路產業始終未成氣候。正如《中國芯酸往事》一文所說，到了2000年以后，這一狀況有了轉機，一些海歸人物回國創業，設立了民間資本的集成電路產業，雖然規模不大，但有了起色。

　　大多數優秀的中國芯片公司，都成立于2000年之后的幾年，包括成立于2004年、現屬于華為的海思，而且幾乎都是民營企業。經過十幾年的坎坷，現在都成了中國芯片業的骨干。其中最關鍵的是從臺灣地區回來的張汝京。

　　張汝京有著在美國和臺灣地區建設一系列集成電路工廠的豐富經驗，所以輕車熟路，很快在上海，后來又在北京建設了12英寸的芯片生產企業。這些廠的水平都遠高于我們自己建設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如果讓我們自己建，也許多一倍的時間也建不成。很快中芯國際已躍居全球第四大的芯片代工企業。這些廠就是現在中芯國際的前身，中芯國際現在仍是大陸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這就是領軍人物的重要性。當時張汝京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領軍人物。不敢說他可以與臺灣地區的張忠謀比肩，但至少也不大遜于張忠謀。

　　我多次見過張汝京，其中有幾次是在上海的工廠建設工地。張汝京是一個非常投入、非常勤奮、非常專業的人。我見他的時候正是午飯時間，他就在工地的簡易辦公室里吃一個飯盒。但是遺憾的是，陳水扁上臺以后，對他拼命打壓，取消了他的臺籍，還罰款15.5萬美元。臺積電告他技術侵權，在美國加州法院起訴——因為張汝京在臺灣地區創辦的世大半導體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其他股東賣給了臺積電，而張汝京帶到大陸來的團隊大都是世大的技術骨干。結果張汝京敗訴，被罰巨額罰款。過了不久又被第二次起訴說他違反和解協議，在0.13微米芯片上侵權，這次中芯國際在北京高院反訴臺積電，律師也信心滿滿，但卻被北京高院駁回不受理，沒有進入審理程序。相關部門作壁上觀，沒有人了解和調解，完全把張汝京當成了一個局外人。

　　現在想來有點不可思議。最后張汝京再次敗訴，被罰巨額罰款，含淚辭職，以后不知去向，現在應該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編者注：張汝京現為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董事長，不久前打造了國內首個協同式集成電路制造(CIDM)項目】。

　　那時我們對領軍人物的重要性沒有充分的認識。失去了張汝京這樣一位領軍人物，錯失良機。而韓國三星，不僅在巨額虧損的情況下逆向加大投入，還引進了一位華人梁孟松作為領軍人物(其夫人是韓國人)，對三星在集成電路上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芯酸往事》一文中還說道，在908、909工程之后，中國的主管部門對集成電路的產業發展似乎放松了。除了搞了發展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的政策文件18號文件，再沒有大的投入。可能對此會有人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的感受也是如此，我覺得后來信息產業部對集成電路發展的重視是不夠的，當然國家計委等部門也有責任。

　　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有許多可總結和反思的地方。

　　我歸納起來最重要的是人才、資金、體制和產業鏈配套能力。現在國家痛定思痛，決心要把集成電路產業搞上去，同樣要面對以上4個問題，最為突出的還是人才和產業鏈的配套能力問題。當然我們也有成功的地方，在軍用芯片方面，無論設計和制造，我們基本無求于人。這和當時正確的布局很有關系。在集成電路設計領域，在18號文件頒布后也有了長足的發展，華為海思和清華紫光展銳在集成電路設計方面，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甚至已經接近。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不妥之處也請知情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