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臉識別技術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場景下得到應用，進入火車站、小區、校園都逐漸開始需要“刷臉”，這些場景既涉及公共服務場所和設施，也涉及私人服務行為，關聯甚廣。但關于使用這一技術的法律、倫理與文化基礎，迄今尚未在我國本土語境下得到充分討論。對此，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胡凌副教授在《刷臉：身份制度、個人信息與法律規制》一文中，深入刷臉嵌套和應用的具體場景，分析刷臉的身份認證功能，指出刷臉意味著認證權力過程從分布式轉向集中化，并提供了網格和網絡作為治理之理想類型的二分視角。
一、
作為身份法律制度的刷臉
（一）人臉是通用身份標識符
從社會性角度來看，人臉從來都是一種互相識別和驗證的通用身份標識符。
在傳統的熟人社會中，人們主要不是像其他動物那樣通過聲音和氣味互相識別同類，而是認臉。到了現代社會，人臉代表的對穩定小規模社群成員的認證意義，被國家和單位組織提供的大規模認證職能所替代。由此，刷臉在社會意義上獲得了新的價值，其技術層面逐漸凸顯，反映了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構建。拋開技術應用的外殼，數字時代的刷臉仍持續體現出強烈的身份法律制度屬性。刷臉技術的使用，首先需要服從于制度的目標，即流動性的社會和法律治理。
（二）刷臉如何嵌入國家治理：從區隔到聯通
將網絡和網格中的刷臉及其特征進行對比，能夠進一步凸顯不同場景技術-法律制度的治理意義：
網絡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代表了“權力的眼睛”，可能會給社會主體帶來壓迫感，但問題不在于技術本身，而是由于大規模流動性導致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難以短期形成均衡，從而很難讓傳統熟人社會中的各種機制和不成文規范再次發生作用并降低風險。因此，刷臉不過是嵌入當代社會治理過程的技術-法律制度形態。它是為了應對流動性而存在的，是總體安全和信任的一部分，而不單純是一種中立技術。
二、
刷臉與認證權力的集中化
（一）當認證權力遇見刷臉
認證制度是國家的核心法律制度之一，通過為公民創設唯一的權威身份、頒發身份證件，并通過這一證件對人口、稅收、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統計調查，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刷臉認證的邏輯過程涉及兩類人臉數據，一類是基于在先法律關系所收集的人臉照片，另一類是實時生成的人臉數據文件。就通過信息系統的認證而言，刷臉意味著認證基礎設施的升級，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傳統身份證在認證過程中發生泄露的風險。
（二）刷臉認證的兩種思路
認證方式已經出現了分散認證（網格化）和集中認證（網絡化）的明顯路徑區分。對前者而言，任何物理空間以及設備都可能通過刷臉進行用戶身份認證，因此可能產生不同的人臉數據文件，分散在不同的認證主體服務器上，監管起來成本較高。對后者而言，依托于平臺的特定APP都可以集中使用手機硬件或平臺提供的人臉識別功能，平臺作為認證代理人，既能夠降低監管成本，也能降低中小APP的運營合規成本。刷臉技術在嵌入上述兩種認證思路的過程中變相推動了集中認證。由此，刷臉客觀上促成了社會中認證主體數量的減少和認證權力的集中。
三、
行為識別與人臉數據的法律性質
（一）公共機關與人臉識別
基于公共安全而設置的刷臉，超越了私法意義上個人信息使用的“知情同意”原則，但仍需要在形式上告知展示，這里涉及更多的是對公民在公共場所行為信息的收集和處理，已經進入了公共數據的范疇。
公共機關的刷臉識別行為，會改變傳統技術裝置下的公私權力關系。首先，它進一步延伸了自邊沁、福柯以來的“全景敞視監獄”監視邏輯，增加了對潛在犯罪行為的威懾。其次，人臉識別有能力無差別地適用于刑事違法行為和普通違法行為。再次，刷臉背后的數據庫接入與分析，無疑能擴大公共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的執法和取證能力。這更需要做好程序上的知情展示和民眾溝通參與。最后，即使是在非私人空間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隱私期待。人們可以接受公共場所針對不特定人的監控，但卻無法接受直接針對自己或私人空間的攝錄行為。由此有必要規范公共安全視頻安裝的位置和數量，增強信息披露和公共空間內可見的威懾。
（二）私人服務與人臉識別
私人服務提供者基于默認的用戶協議生成、獲取和使用人臉數據文件，并可能主張這一文件因為企業投入技術勞動而創設，有權排他性地使用這些作為生產資料的數據。只要使用過程能精確識別和還原到特定主體，對同一人的行為進行追蹤，那么對人臉數據文件的使用就可被認定為使用個人信息。私人服務提供者通過刷臉幫助用戶開啟新賬戶以后，產生的行為數據就會在事前對用戶未來的活動產生約束，這就回到了數字經濟的生產過程。通過刷臉而積累活動數據，使得身份識別只有在網絡在線場景下才具有更大價值。
四、
個人信息、刷臉風險與法律應對
（一）刷臉的風險與一般性規制
在數據采集環節，實際上只要滿足形式上的知情同意規范，說明采集的目的與用途，就很難完全阻止針對人臉或照片的數據采集。在數據存儲環節，討論者普遍認為可能會發生人臉數據泄露風險，考慮到人臉具有唯一性，一旦泄露，則會帶來難以彌補和想象的損失。這一假想存在問題：首先，泄露風險程度模糊。其次，需要區分事先收集的人臉照片和實時生成的3D數據文件的不同風險。第三，至少是目前，偽造面部模型行動的成本太高，幾乎難以大規模進行。因此，人臉數據失竊更多地是由于人們心理敏感，并在大眾媒體的宣傳中被放大，實際上人臉失竊概率極低。
除了極端情況下的人臉數據文件被偽造冒用，刷臉的真實風險主要在于實質性知情同意的落空。在人臉數據的采集和儲存環節可以進行如下制度性規制：首先，在需要確保信息安全的領域，應當強制要求多重因子登錄識別。其次，按照分類分級原則系統規劃不同場景中認證的方式，防止基礎身份和次級身份混同。再次，可以限制留存實時生成的人臉數據文件的時間，降低泄露概率。最后，強化對人臉識別軟硬件的專業認證措施，采取類似網絡安全分級制度進行分級管理。
在數據分析環節，目前出現的數字歧視行為表明，表面上的去身份化的刷臉服務，可能會在技術平等的意識形態下掩蓋黑箱中持續的身份歧視，人臉識別只不過為服務商或認證主體提供了更加廣泛和低成本的登入服務而已，只是客觀上用統一的賬戶體系取代多元化賬戶體系。
（二）場景化規制的方法論反思
規制刷臉技術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凌駕于既有行為目標和規范之上。第一步是要看到數字身份在社會轉型中的重要意義，將其放置于網絡/網格模式二分中進行討論。第二步是將認證/識別設定為劃分更為具體的場景的標準，鑒別出達成共識的某種法律關系，進而區分出公共機關與私人服務提供者的不同制度性約束。最后一步需要在強化個體權利時，進一步討論具體個人信息保護與算法監管的規則細節，根據成本-收益分析評估風險，形成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刷臉涉及的一些具體的問題，則需回溯至該場景的基本法律關系和原則共識。
其一，教育與情感計算。在諸如學校課堂的教育領域，適用攝像頭和人工智能記錄和分析學生的表現，會侵犯學生們自主學習的潛在能力，應當對學校的類似活動進行法律限制。其二，雇主監視。在開放的靈活用工平臺上，平臺所有者通過刷臉對平臺上數字勞動者加強控制力，其行為可以被解釋為人身/經濟從屬性的一種司法標準，從而為數字勞動者爭取權益。其三，社會規范。違法行為（例如闖紅燈）監控往往通過頭像展示和嵌入社會信用的方式加以約束。不能僅因為實施成本低就盲目使用刷臉技術和擴張權力對個體行為的約束空間，而是應看到個體認知成本的約束，將一部分底層社會行動空間繼續交由個體熟悉的社會規范，否則普通人將會因無法認知大量規范而持續違規，威懾也難以起到作用。
五、
結語
首先，刷臉是一種身份法律制度，起到身份認證功能，延續了人臉作為通用標識符的社會功能，這意味著認證權力的極大增強。其次，刷臉意味著認證權力過程從分布式轉向集中化，認證信息與載體的分離。在法律上仍然需要區分對為公共安全目的和為私人目的進行的刷臉監控的不同約束。再次，盡管無須恐慌，但我們仍需要關注刷臉的可能風險，特別是其背后的個人信息的自動化整合，以及可能的使用方式與歧視、異化的問題。最后，網格和網絡作為治理之理想類型的二分，為理解刷臉提供了有益的視角，也是場景理論的一個具體應用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