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浙江寧波，一個銀行世家迎來了一個新生兒。在戰火紛飛的時代，這個家在中國的多個城市中輾轉。
18年間，輾轉六個城市，轉校十次。這個孩子完整經歷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解放戰爭。
1949年初，這個家庭在香港重聚，這一年，這位父親用最后的積蓄將剛滿18歲的孩子送進了美國哈佛大學。那一年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華人。
奔波與考驗可以錘煉一個人，這樣的大時代造就了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導體公司（是的，沒有之一）的創始人——張忠謀。
張忠謀的父親是銀行經理，母親是清代著名藏書家徐時棟的后人。他完整經歷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解放戰爭。張忠謀一家人三次逃難，輾轉遷徙于重慶、上海和香港等城市。幸運的是，在這樣的奔波中，這個家庭也沒有忽視對孩子的教育。如前文所說，張忠謀在18歲的時候進入了美國哈佛大學。
進入哈佛大學的第二年，張忠謀轉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張忠謀評價兩所學校時表示，麻省理工給了他賺錢的“本錢”，因此是“十分敬、五分愛”；而哈佛是讓他心靈與智慧豐富的園地。
張忠謀在獲得機械系碩士學位后原本計劃攻讀博士學位，不過兩次失敗后，他選了“入海”。在福特汽車和一家不知名的晶體管“創業公司”之間，因為1美元的差距，他選擇了希凡尼亞公司（Sylvania Electric Products），在這里他擔任了一名負責鍺晶體管自動化生產的工程師。三年后，張忠謀從希凡尼亞離開，在IBM和一家營業額只有7000萬美元的半導體公司之間再次“意外”地選擇了后者。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來到這家公司做董事。得知培訓他的張忠謀當年沒選擇福特后，他激動地說：“你真幸運，如果你那時去福特，恐怕現在還爛在福特的研發部里。”這家公司就是德州儀器。
張忠謀加入公司的那年，杰克·基爾比也加入了德州儀器。年齡相差8歲的基爾比和張忠謀關系很好。基爾比常常拿著一杯咖啡到張忠謀的辦公室找他聊天。基爾比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而張忠謀見證了基爾比創造第一塊集成電路的全過程。從此，張忠謀一直保持著對半導體新技術和新觀點的關注。
01、第一個舞臺，德州儀器
回顧張忠謀的事業發展，德州儀器一定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德州儀器是一家年輕、平等、開放且注重技術的公司。德州儀器的創始人哈格蒂非常欣賞張忠謀，每個星期都會與張忠謀交流。
哈格蒂有多欣賞張忠謀？他做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出資讓張忠謀保留全薪去攻讀博士學位。1964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電機系博士學位，并重回德州儀器。1967年，張忠謀也為德州儀器建廠事宜第一次前往中國臺灣考察。
作為德州儀器第一個華人員工，張忠謀在德州儀器建立了自己的管理風格和觀念。
張忠謀41歲成為德州儀器的資深副總裁兼半導體集團總經理，成為公司的第三號人物，業務管理的員工數達到4萬人，占公司一半。張忠謀不僅是美國半導體公司最早進入管理層的華人，放在全美大型公司也是較早的華人管理者。
德州儀器的公司氛圍不同于現在美國科技公司那樣“任性”。在那個年代德州儀器也是十分“卷”的公司。比如，“常常有人早上帶一張帆布床上班，準備晚上睡辦公室”“在公司里，‘失敗’從不被接受；‘挫折’可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須振奮重來，如再有挫折，就再重來，直到成功為止”。（這里還要補充一下，這些描述來自另一位也曾在德州儀器與張忠謀共事的華人——張汝京。）
在德州儀器，張忠謀領導了內存業務的崛起，以每季降價10%的戰略占領市場，將德州儀器打造成美國最大的內存廠。張忠謀認可微處理器業務的發展前景，為之匹配了從設計到制造的巨量資源。這樣的準備讓德州儀器在英特爾8080誕生幾個月后，就推出了性能相當、價格更低的單芯片微處理器TMS-1000，并用在了自己的袖珍計算器產品上。德州儀器還險些從英特爾手中奪走了微處理器的發明專利。
回憶起在德州儀器的職業生涯，張忠謀感慨：“從 33 歲做到 52 歲，開始時的事業單位員工只有 3000 人到后來的 4 萬人，我的黃金時代都給了德州儀器，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02、第二個舞臺，工研院
1978年，張忠謀被調任至消費電子集團擔任總經理。然而消費電子的發展方向與張忠謀的專業知識和理念存在明顯的差異，張忠謀認為深知半導體技術的潛力和前景，而消費電子市場雖然繁榮，但在他看來，缺乏技術深度和長遠的競爭力。張忠謀在公司內外不同場合都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半導體生意的強烈愿望。他認為，只有加大在半導體領域的投入，公司才能在未來的技術競賽中占據有利地位。然而，他的這一觀點并未得到時任總裁夏柏的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忠謀與夏柏之間的分歧逐漸加劇。
1980年，賞識張忠謀的哈格蒂，三年后，張忠謀決定離開德州儀器，尋找新的舞臺。他加入了通用儀器，并擔任了一年的總裁。一年后，張忠謀再次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轉做風險投資，但似乎他的熱忱還是在半導體產業。
許多事情的發生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離開通用儀器的張忠謀收到了中國臺灣工研院遞出的橄欖枝。1985年，張忠謀出任工研院院長。張忠謀發現前任院長工作交接清單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為華智、茂矽等幾家中國臺灣的芯片設計公司尋找存儲器芯片的代工方。這項任務之所以被置于最優先的位置，背后隱藏著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當時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華智和茂矽等公司的自建工廠計劃因日本廉價內存芯片的沖擊而不斷推后，雖然有著雄心壯志，但面臨著資金、技術和市場等多重壓力。
這樣的情況原本應該是本土代工廠聯華電子的發展的機會，然而，聯華電子的產能有限，如果新增產線就意味著需要投入高達200億臺幣的資金（當時中國臺灣半導體的產值只有150億臺幣）。而且，即便增加了產能，也很可能面臨不夠用的問題。在這樣的糾結之中，張忠謀看到了一片藍海。
當時全球的半導體企業都遵循著IDM模式，即自己設計芯片、生產、測試與封裝。這種模式雖然能夠確保產業鏈的完整性和穩定性，但對于那些想要獨立創業的芯片設計師來說，卻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他們渴望能夠有一種方式，讓他們能夠專注于芯片設計，而將生產、測試等繁瑣的工作交給專業的供應商來完成。
當時工研院開始計劃建造中國臺灣的第一座6英寸晶圓實驗工廠。張忠謀認為，如此巨大的投資如果只用于研究，那么其利用率將非常低，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他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讓這個項目實現商業化運營，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價值。然而，當時的企業界對這個項目持謹慎態度，擔心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困境，張忠謀開始深入思考如何使這家工廠實現盈利。
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晶圓代工模式誕生了，多年后我們知道這是多么有前瞻性的觀點，而當時張忠謀在做一個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驚天賭注。
03、第三個舞臺，臺積電
張忠謀將新工廠的整體投資額定為2億美元，對標美國中小型晶圓廠。這個數字在當時可謂是天文數字，大概是同時期中國臺灣其他新建晶圓廠投資額的10~15倍。對此他表示“如果打一場仗需要十萬兵力，但現在只有一千人，經營者是絕不打這種仗的。我們不能讓一千人上戰場，結果被打敗了，才來說是因為人不夠的關系。”
張忠謀親自給美國、日本的10多家半導體企業寫信，大多數公司都拒絕了，他們都認為單一的晶圓代工生意行不通。桑德斯表示不屑一顧：“有晶圓廠的才叫男子漢。”連摩爾也不認為晶圓代工是個好主意。
最后張忠謀找到了飛利浦作為合作者，20世紀60年代，飛利浦在中國臺灣成立了“飛利浦建元電子廠”。這些組裝廠承接母公司的技術與訂單，業務內容也由初期的晶體管組裝發展到后來的芯片封裝。1987年，在張忠謀的主導下，中國臺灣當局、飛利浦和臺灣民間資本分別出資，共同成立了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積電）。那個原本計劃用來做實驗的工研院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實驗工廠搖身一變，成了臺積電的一廠。
56歲的張忠謀從執掌國際一流大企業的美國高管轉變為找投資、拉訂單的創業者。
在沒人看好的情況下，臺積電用了五年時間才把資金湊齊。投產第一年，臺積電只能使用工研院電子所的那條老舊的3英寸實驗線，只有3微米和2.5微米兩種制程的生產工藝，全年產能不到7000片6英寸晶圓，整個公司以虧損的狀態運行。
臺積電的崛起，離不開張忠謀在德州儀器工作的經歷。德州儀器與英特爾同為美國最重要的半導體公司，英雄惜英雄，張忠謀找到了英特爾的格魯夫。在格魯夫接替摩爾成為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后，為了應對東芝、日電等日本企業的芯片的低價競爭，格魯夫想將低端芯片的生產轉移到亞洲去，自己集中精力生產微處理器。張忠謀看到了英特爾的需求，于是請英特爾來對臺積電進行代工生產的認證。臺積電在3微米技術上有不錯的良品率，在臺積電芯片制造工藝落后英特爾兩代半的情況下，格魯夫將部分訂單交給了臺積電。
得到英特爾的背書，臺積電就此打開了市場。再后來的故事隨著臺積電的發展，正在被所有人見證。過去“技術含量低”的晶圓代工，正在成為半導體產業中最基礎也最重要的一環。1997年，全球已經有了500多家芯片設計公司，平均每周增加一家，晶圓代工模式已經風行。這一年AMD的創始人桑德斯向張忠謀承認“有晶圓廠的才叫男子漢”這句話錯了，不過他依舊認為微處理器和內存必須得靠IDM。但張忠謀則表示只有內存適合IDM，微處理器也適合做晶圓代工。如張忠謀所預見，二十年后，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也交由臺積電代工。
臺積電因為只專注做代工，成為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無可替代的半導體企業。
04、寫在最后
張忠謀對于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貢獻與改變也許還要很長時間去體會。但即便是現在，他的地位也已經足夠高。《芯片戰爭》作者米勒稱張忠謀是過去百年來最被低估的企業家，他提到：如果不是因為張忠謀具有制造半導體方面的技能，以及他開拓新商業模式的能力，使得制造芯片具有成本效益，我們就不會擁有這么多我們所依賴的技術。
回顧張忠謀的經歷，是打破常規與迎難而上。這正是科技行業需要的精神。放眼現在，誰能成為下一個“張忠謀”？或許這是一個比“誰能成為下一個臺積電？”，更難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