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季最煩惱的事，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拿到的offer都要做體檢。于是僅20天內，我在三家不同的三甲醫院抽了九管血，照了三回胸透。

　　帶著胳膊上一排“三缺一”的針眼，我買了一袋大棗，在宿舍一邊啃、一邊在電腦上搜索“胸透輻射對人體的危害”。最“心塞”的是，我壓根兒沒有辦法向下一家醫院和用人單位證明自己在短短幾天前做的血液和胸透檢查的結果是正常的。

　　直到看了最新出版的《未來醫療：智能時代的個體醫療革命》，我才發覺，在美國心臟病學專家、無線醫療技術倡導者埃里克·托普的筆下，我的遭遇可以被歸類為“家長式醫療”的典型表現。醫患關系的緊張，在托普看來，也與這樣的絕對由醫生主導的醫患互動方式有關。

　　在這位醫學家看來，人類進入智能時代后，正確的醫療“打開方式”應該是：我的智能手機不僅是一個微型傳感器，也是一臺微型掃描儀，既能通過附帶的硬件裝置或無線傳感器獲取血壓、心率等信息，又能掃描疑似病變的皮膚。

　　托普在喜劇演員科爾伯特的節目中展現了這個場景：他拿著智能手機，裝上附加的耳鏡設備并塞進演員的耳朵里，觀眾們很快便看到了科爾伯特的耳膜圖像。

　　所有人都可以輕松完成檢測。這些圖像會被傳到云端，精確的算法會對這些復雜的圖片進行“翻譯”，最終我們將收到是否患有耳膜炎之類的結論。

　　“你將成為自己身體的首席運營官。”托普描述著這樣的圖景。在這種“DIY身體檢測”與互動共享式的醫患信息溝通之下，“臥室將變成未來的病房”，而“醫院會成為醫療數據信息資源中心”。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患者完全可以在家中享受醫療服務。

　　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用這些“傻瓜檢查裝置”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就像智能手機裝上了美顏軟件一樣，你只需要點一下你想要的濾鏡，卻并不需要去管這個濾鏡的參數如何設置，它們又如何被嵌入到軟件中來。

　　進行簡便快捷的檢測后，我可以一鍵將結果分享到臉書（Facebook）上，以時間線的方式呈現，并通過更新狀態來記錄新的醫囑或診斷。當然，如果有人不想分享到社交網站上，也可以使用在線筆記。醫生可以與你共同分享筆記組，醫患同時能查看、編輯、新增圖文筆記。

　　如果這種對醫療的設想得以實現，此時我只需要拿手機對著自己“掃一掃”，然后把數據實時更新在社交網絡上，等著用人單位來加我為好友，就萬事大吉了。

　　托普認為這就是新時代醫療的本質：以移動數字化為技術特征，以智能手機為中心平臺。在未來，通過能夠降低成本的媒介的使用，患者正在被賦予一種了解自己身體和疾病的權利。

　　通過無數個體的龐大數據的匯集與分析，醫療界的革命將會發生：一個基于海量數據的健康人類基因“畫像”將可以被確認，以便人們有更準確的可供對比的正常值；疾病和藥物都將細化；基因之間隱秘的聯系將被進一步揭開。

　　這樣的未來看似光明，但通向它的道路上仍滿是荊棘。麻省理工學院人類動力實驗室主任彭特蘭覺得，“我們每天留下的數字痕跡能揭露更多不為我們所知的信息。這可能變成一個隱私的噩夢，也可能變成一個更健康、更繁榮世界的基石”。

　　這句令人歡欣鼓舞的評價也蘊含著數字化醫療的暗傷：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

　　通往更繁榮世界的道路上還堵著另外幾塊大石頭：基因服務的費用還沒便宜到這種地步，并且，政府和大眾是不是可以信任這些公司產品的準確性呢？

　　就在幾年前，我很喜歡的安吉麗娜·朱莉為全世界率先示范了掌握自己身體主導權的“未來患者”的雛形：她通過自己的家庭史，采用基因檢測的方式，選擇切除了自己的乳腺組織，以最激進的姿態預防癌癥。

　　朱莉說，唯有那些我們能夠承受和掌控的挑戰才不會讓我們心生恐懼。這是人們普遍的心理機制。而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從反面說起，同樣鼓勵著人們更獨立和主動：

　　“如果人們讓政府來決定他們吃什么食物、用什么藥物，他們的身體狀況很快就會和活在暴政下的人們的精神狀態一樣糟糕。”

　　盡管眼下我和你還只能在醫院排隊發愁，實現這幅理想的圖景仍長路漫漫，但是時間在一分一秒地包裹著變化，未來終將以某種姿態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