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第十七屆中國無線技術與應用大會”上，三大電信運營商相繼給出了5G時間表，力爭在2020年實現5G網絡商用。與此同時，工信部近日也出臺了《國家無線電管理規劃（2016—2020）》（以下簡稱為《規劃》）。《規劃》中提出為即將到來的5G提供了基本的頻譜資源保證，在2020年前，儲備不少于500MHz的頻譜資源。

　　新《規劃》出臺，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又紛紛曬出時間表，5G的商用進程中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在業內人士看來，5G的基礎技術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在正式的5G標準敲定前，通信行業存在很大變數，很難預料。

　　作為未來全球重要的通信技術手段，5G系統是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建設網絡強國、提供普遍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世界各國紛紛加快在5G技術、頻譜、標準和產業化等方面的戰略布局。

　　美國于今年7月率先劃分了高頻段頻譜用于5G移動寬帶運營，韓國提出將于2018年開展5G商用試驗，支持平昌冬奧會，日本計劃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前實現5G商用。

　　據工信部部署，我國5G基礎研發試驗將在2016年到2018年進行，為了搶占市場先機，國內三大運營商已展開前期布局。據悉，中國移動計劃在2016年底到2017年底，進行5G系統概念驗證，對產業瓶頸進行突破；聯通計劃在2016年底，完成5G端到端網絡架構的關鍵技術布局；中國電信預計到2018年將實施6GHz以下頻段的5G規模技術試驗和試商用試驗。

　　“宣稱5G提前的消息大多不可靠，現在唯一確定的是，5G的全球技術標準到2020年時方才正式敲定。”TMT行業分析師項立剛告訴記者，國內的5G進展和規劃與世界是同步，目前全球各國都處在實驗階段，因為標準沒有統一，所以各國在頻譜資源上無法實現共享，所謂的“5G”只能在一個小范圍內試用，無法漫游。

　　“在標準的統一過程中，還有很多的變數，有些技術需要規范。所以我國不急于過早地發牌照、開放資源。”項立剛稱，即使是在技術標準確定后，5G的商用還需要終端設備的支持，然而終端設備的成熟往往還需要標準敲定后花費一年以上的時間去完善。

　　TMT獨立分析師付亮認為，無論是基站還是終端，我國的5G技術在全球均名列前茅，但是我國用于5G的頻譜資源還不夠豐富。在工信部日前出臺的《規劃》中表示無線電頻譜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稀缺資源。

　　《規劃》指出，稀缺的無線電頻譜資源成為信息無所不在的重要載體，也是構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資源要素。與此同時，無線電頻譜資源結構性緊缺問題更加突出。低頻段擁擠不堪、高頻段開發不足，不同業務用頻矛盾逐漸加劇，頻率規劃協調難度不斷加大。

　　《規劃》提出，由于5G系統在中、高頻段需要大的連續頻帶，因此在規劃和分配5G系統頻率時，基于6GHz以上高頻段的不同業務共享是大勢所趨，通過頻譜精細化管理，在頻域、時域、空域多個維度實現頻譜共享。

　　除了共享中、高頻段頻譜外，《規劃》還鼓勵電信運營商必要時劃分新的頻段來支持技術需求，比如三家電信運營商利用現有網絡開展試驗，將821MHz~824MHz等頻段劃給物聯網，以滿足未來的頻率需求。

　　“頻譜只是我國在推進5G過程中面臨的難點之一，在其他的終端技術、企業利益協調等方面同樣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付亮如是說。

　　業內人士表示，可以大規模商用的5G并未出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網絡、終端等各方面的技術仍處在研發過程中，而在技術的研發、推廣與應用中，通信行業的市場蛋糕或許將借5G這一革命性技術的醞釀而被重新分配。

　　在3G、4G時代，通信行業通常由基礎網絡提供者（即三大運營商）、終端設備制造商、網絡服務開發商三個部分組成。項立剛認為，因5G而產生的市場變化主要體現在與周邊行業的交叉與滲透上。

　　“與此前的通信技術不同，5G所解決的除了網絡帶寬的速度加快之外，還有萬物互聯、信息安全提升等，借此將撬動包括車聯網、物聯網等萬億級的市場。因此包括如今的電信運營商、終端設備制造商、服務開發商會在5G的通信技術基礎上，很可能將建立起新的利潤增長點，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也未可知。”

　　除了新產生的市場領域，在5G網絡設備的專利技術上也存在著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性。

　　“每一代通信技術的網絡設備，都是集納、綜合了多個廠商的上百項專利技術，每個廠商被采用的專利相對整體會形成一定比例，廠商都會從中獲取屬于自己的利益。”付亮認為，有些企業或許并不甘心此前或當下的分配結果，目前包括華為、中興、愛立信、軟銀、三星等企業一方面在加緊步伐研發相關技術，并申請專利，另一方面，也會在專利領域加速競爭，重新分割其中的地盤。

　　“5G的應用比起4G會更廣，所需要的技術、專利也會更多，因此5G時代在專利方面產生紛爭的可能性也會提升。”付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