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錯開了這個話題的討論高峰期，上兩周通信圈的大V朋友們似乎都在討論聯通混改，隨著聯通復牌，這場熱鬧非凡的討論才漸漸冷靜了下來。
確實，整個通信圈尤其是運營商已經沉寂太久了。別說大新聞，哪怕是些全行業的公眾話題都難形成真正的影響力，上一次的全民討論還停留在九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六合三”。一場聯通混改又讓通信業蠢蠢欲動起來，這場資本盛宴仿佛攪動了一潭春水，不，更像是一潭死水。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全面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行業，信息通信業表現出了規模和質量的同步提升，行業內涵、業務結構和增長空間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一個讓人無奈的現實是，國有企業實現的業務增長并不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很多人認為，國企的成功本質上源于政府庇護下的壟斷經營。
作為中央企業的三大運營商尤其如此，無論發展速度多快、網絡覆蓋多好、業務服務多優、繳納稅收多高、履行社會責任多到位，民眾總會用“壟斷”來一言以蔽之。
盡管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上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覆蓋最好、質量最優的通信基礎設施網絡，它們依然很難得到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可。
其實，要評價中國的通信運營商也很簡單，只需要到國外去體驗一下“不連續的通信服務”就好了。前幾天，Z同學去了曾經統治半個地球的大不列顛，驚奇地發現除了城市繁華區域，很多地方都是沒有手機信號的。其實不止英國，美國也是如此。發達國家尚且這樣，其他國家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可以想象。
而在國內，無論是移動通信還是固網寬帶，早就完成了全面、深度覆蓋。如今，想找一個沒有手機信號的地方，著實要花些力氣的。
今天的主題是聯通混改，作為這一輪國企改革中的標志性事件，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會為企業帶來什么？會為行業帶來什么？
我的觀點的底層邏輯來自于政治經濟學中一組概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在初中政治課上，我們就學過它們的概念以及辯證關系。生產力是人們進行生產活動的能力，是人們進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基本物質基礎條件；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
我們來看看中國聯通近期公布的2017年中期業績。
2017年上半年，中國聯通實現營運收入人民幣1381.60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5%。通信服務收入1241.1億元，增幅達到3.2%。EBITDA為437.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5%，凈利潤24.2億元，同比實現增長68.9%。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路狂飆的中國移動。2017年上半年實現營運收入人民幣3889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0%。通信服務收入3480億元，增幅達到6.9%。EBITDA為140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7%，凈利潤627億元，同比實現增長3.5%。
甚至有人嘲笑過，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之間差了5個中國電信。
同樣都是通信運營商，同樣都是國有企業，為什么經營業績會有云泥之別？
我們還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維度進行論證。
1. 生產力方面
“中國聯通曾經手拿一副好牌，結果卻被糟糕的牌技帶到溝里了”我的一位朋友如是說。
3G時代，中國聯通拿到了產業鏈最成熟的WCDMA，相比中國移動的TD-SCDMA可以說是絕對領先。2009年到2013年，經過一段激烈甚至可以說慘烈的競爭后，中國移動3G用戶數達到1.37億，中國聯通3G用戶數達到1億，而中國電信則達到0.87億。盡管3G用戶數領先，但在市場上，聯通因終端、網絡的明顯優勢還是占了很大先手，至少是可以與移動旗鼓相當的，競爭態勢十分膠著。
真正拉開分水嶺的4G。彼時，收到TD標準的掣肘，中國移動的發展實際上是非常艱難的。2014年國家向三家運營商頒發了4G牌照，又將三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線。
開局就是賽點，起跑就是沖刺。在3G時代憋足氣的中國移動以不可想象的執行力快速建設了一張全球最大規模的4G網絡，一年的工程建設量比前幾年的總和還要多。
而中國聯通在4G的部署上遲疑了，3G時代的網絡和終端優勢給了它太多自信，并且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一步慢、步步慢。等到聯通醒悟時，中國移動的4G基站數早就突破了50萬、100萬，網絡規模望塵莫及。而對于通信運營商，網絡能力是市場發展的先決條件。
再后來，一切都已經成為現實。
當然，造成聯通市場規模小、利潤水平差的因素還有很多，4G也只是眾多原因中的一條。我只是想表達一個簡單的觀點：生產力水平才是考驗企業經營能力的重要指征。要改善今日聯通的被動局面，大幅度快速提升網絡能力可能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因此，我更傾向于相信這次混改最要緊解決的，就是匹配到足夠的資本，快速縮小與領先運營商之間網絡能力差距。780億，算是讓這塊石頭落了地。
2. 生產關系方面
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適合的時候，它就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相適合的時候，它就阻礙甚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要隨著生產力的不斷變化去變化生產關系，讓生產關系時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這是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簡單常識，但是落實到實際經濟行為中卻是非常困難和復雜的。
在聯通今天發布的一則通稿中寫道：“搞大鍋飯、平均主義沒有出路。基層員工關注當期目標、注重即時兌現的短期激勵；核心骨干關注中長期戰略目標、實施業績剛性綁定的中長期激勵”。
道理非常淺顯，就是要依靠多元化的激勵手段增強企業的內生動力，讓員工擁有更多的獲得感、歸屬感和成就感。
其實，別說是員工，就連領導們都很難說有“獲得感”。吳曉波曾經在《宋林的悲劇》一文中寫到——
一位央企領導人曾經自嘲是“三無人士”——無存在感，無論企業管理得多優秀，都無法得到民眾和社會的認可與尊重；無兌現感，無論企業經營業績多么出色，都與自己的收入不匹配；無安全感，隨時可以被各種明的暗的“實名舉報”一票擊殺。
如今的聯通混改能否解決“人的問題”，從根本上做到企業與員工同成長、共收益。竊以為這才是此次混改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所有披著改革外衣的運作或許都只是資本推手的集體狂歡罷了，最后結局是一地雞毛，而為之買單的只能是裹挾其中的企業員工。
話說回來，盡管與中國移動相比，聯通只能算是“微利”。但與時下風生水起的一眾互聯網企業相比，那可是真金白銀的凈利潤。中國聯通以及其他國有企業理應獲得應有的尊重與地位。
有句話說得好：沒有企業的產業，只有夕陽的企業和夕陽的人。如今，聯通混改將這個23歲的企業推到了歷史邊沿，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驅還是行業衰落的先烈，結局似乎不再重要，改革本身就投射出濃濃的歷史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