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蘋果新品手機銷量低迷成為業內熱議的話題，而伴隨著這一波跌勢，與之同休共戚的鴻海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有報道指出，鴻海近期股價出現了暴跌。
數據顯示，今年鴻海市值累計下跌40％，自金融危機復蘇后的五年時間內，這一波跌勢也讓鴻海首次跌破了萬億臺幣的關口。下跌之勢如此迅猛，就連郭臺銘也無法安然穩坐。消息剛出來不久，他就親自站出來回應：“有傳聞說，我們會裁掉大約10萬個員工。實際上，我們并不會這樣做。至少到明年1月前，我們的業務發展勢頭會一直保持很好的狀態。”
話雖如此，在手機、PC等3C電子產品市場整體疲軟的態勢下，作為一流的消費電子產品零部件供應商，鴻海不可避免要受其影響。
鴻海的困境
在大陸，鴻海的名氣遠不及旗下最大的子公司富士康，因蘋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機帶來了智能手機行業的革命，在全球智能手機飛速膨脹的需求背景下，富士康承接了包括iPhone、iPad等電子產品的代工業務，也因此被眾人熟知。
多年下來，作為蘋果最大的供應鏈廠商之一，盡管獲利最多，但與其他大大小小供應鏈廠商相同，富士康還是逃不開生活在產業鏈底層的命運。因此對于它們而言，當下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一樣的：如何將上游公司的衰退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影響弱化到最小？
其實富士康不僅僅是蘋果的代工廠，同時還是全球很多一流電子產品的代工廠，作為巨無霸級別的制造巨頭，它的技術實力毋庸置疑。但是代工費利潤薄如紙，富士康的工人辛苦工作，卻薪酬寥寥，此前的“血汗工廠”也由此而來。
以iPhone舉例，盡管其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國生產，但由于產品設計、軟件開發、產品管理、營銷和其它高成本功能主要是在美國本土完成，所以蘋果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富士康雖然在蘋果供應鏈成本中占到4成，但最終利潤僅有可憐的2％左右。
以代工為主營業務，富士康終擺不脫“頭部廠商”沉浮帶來的困擾。
大牌興衰，代工的福與禍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我們口中常說的代工廠（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指的是原始設備制造商，它的職責就是負責加工和生產品牌公司設計和研發的產品。
最初，因品牌公司需要將自己的品牌附加值最大化，這樣的代工模式就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流行開，而后因為當地人力成本的持續增長，代工廠則紛紛轉移在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東南亞及南美等勞動密集和欠發達地區。
代工模式本身并不賺錢，有行業分析師就曾明確指出：“真正賺錢的公司只有兩種，一種是提供品牌的公司，另一種就是技術的擁有者。”但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電子產品發展迅猛，中國大陸政策優惠，人力成本低，諸多因素為代工廠的發展營造出了良好的產業環境，郭臺銘因此順勢創辦了富士康。
從1988年“富士康海洋精密電腦插件廠”在深圳誕生開始，在隨后20多年里，它幾乎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成長。也是從電腦制造業嶄露頭角開始，富士康中國大陸工廠的規模急速擴大，業務量迅速達到了全世界臺式電腦總量的四分之一。富士康也以此為契機成功躋身電子代工新興企業，并深入到電子通訊設備制造的方方面面。而后，蘋果作為最后一位推手，終將其推上了世界上最大代工廠之一的位置。
代工廠并不賺錢，但時代的環境成就了富士康，從PC時代到移動時代這連續的二十余年，依賴規模效應，富士康依然收獲頗豐。期間，為了更好的盈利，富士康也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和服務一流客戶等營業模式。而作為一家代工廠的老板，郭臺銘在30歲時就想過生存之道：“只與世界上一流的大廠做生意，只有緊跟著一流客戶，才能學到更多，突破自身的發展。”
不難看出，當時的郭臺銘是想著曲線救國，一邊幫大廠做代工，一邊研發自己的技術，至今他也是堅持如此，但事不如人愿，當富士康體量漸大時，要兼顧好上游企業對公司的影響和公司順利轉型兩件事，其實并不容易。蘋果銷量低迷對富士康股價的影響就是例證。
據報道，在蘋果新品出現銷量低迷后，富士康隨之股價暴跌。為了緩解公司資金壓力，富士康表示計劃在明年削減29億美元運營成本，裁掉大約10％的非技術員工，其中僅iPhone組裝部門，富士康就準備削減大約9億美元的成本。隨后不久，新的消息又透露，富士康集團在美國的兩家公司計劃在未來三個月之內裁減155名員工。
盡管富士康將這次大規模裁員事件解釋為“費用檢視”，但不容置疑，作為蘋果產業鏈上的下游企業，曾借蘋果贏得一定的利潤，這次也難逃池魚之災。
生活在產業鏈底層，轉型成唯一救命稻草
這一次事件，因受波及，鴻海（富士康母公司）是一個典型的“受害”代表，但郭臺銘早就深知代工模式的利害，他也不曾停止過為鴻海的大轉型鋪路。
2016年轟轟烈烈的夏普收購案就是郭臺銘極力轉型的最佳印證。鴻海起步于七十年代的臺灣，那是整個臺灣電子行業開始大發展的年代，雖然其歷史沒有夏普來的久，對外形象也沒有夏普來的光鮮靚麗，但它是全球3C（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代工領域規模最大、成長最快、評價最高的國際集團，集團旗下公司不僅在臺灣、香港股票交易所掛牌交易，更囊括了當前臺灣最大的企業、捷克前三大出口商、大中華地區最大出口商、富比士及財富全球五百大企業，及全球3C代工服務領域龍頭等頭銜。但想要收購百年老企夏普，這對鴻海來說并非易事，也因此，當年的收購可謂是一波三折。
鴻海與夏普的接觸最早開始于2012年，一年后，雙方簽署合作協議，鴻海以每股550日元的價格收購夏普約10％的股權，成為其最大股東。隨后，夏普出現業績惡化，鴻海集團深受影響，兩人開始在合作和業務發展上出現分歧，一度分分合合。直到2015年，鴻海決定收購夏普，在多次出價協商后，它將收購額加碼至7000億日元，報價達到日本競爭對手的兩倍，并于2016年完成收購。
當時，鴻海執行收購是堅決的，郭臺銘不僅承諾保留夏普品牌和不裁員，還放棄變更管理層。而這種強烈收購的背后正體現了郭臺銘想要從產業下游往上游邁進的強烈轉型意愿，背負著“血汗工廠”的罵名，卻還要承受大陸工廠的用工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不斷攀升，轉型確實迫切。
不難看出，鴻海收購夏普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獲得夏普的液晶顯示技術，鴻海一直有計劃在中國大陸建設液晶面板工廠。顯示屏是目前電子設備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毛利率也要比代工來的高的多，而且目前鴻海幾乎統包了電子設備的所有組裝部件，以及連接器、金屬機殼、印刷電路板及觸控面板等關鍵零組件，但獨缺手機面板這一塊，此舉可以迅速完善填補鴻海在代工產業鏈上的最后一塊版圖，這也是鴻海如此鐘情于顯示屏技術的原因。
不出所料，收購至今兩年里，夏普確實成長為鴻海最大利潤來源。數據顯示，2017年，夏普全年獲利，盈利暴增9．6倍；在2018年上半年，得益于顯示面板等部件，其運營利潤也是持續走高，同比增長達45％。
收購夏普，進可以議價蘋果，退可用于供應終端，與原有的代工業務相結合，深造產業鏈，郭臺銘為鴻海的轉型著實下了一顆好棋。
盡管如此，這一次蘋果銷量低迷和手機市場的整體疲軟讓代工廠出身的鴻海依然受累，對于郭臺銘來說，加速轉變業務也確實更為迫切了。
最后
對于這一次的產業大波動，郭臺銘卻也不是沒有準備，這一次它一邊裁掉非技術崗位，一邊堅持研發投入，可見其轉型決心的堅決。
類似鴻海，任何生活在產業鏈底層的公司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但不同于鴻海的是，很多公司沒有這樣的體量和財力去通過收購來獲得新技術和市場份額，但有一點，一如郭臺銘所堅持的，自己研發產品以豐富公司業務形態來平衡代工的被動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