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亞洲數字化時代的稅收挑戰與回應

　　譯 /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姜雨希

　　亞洲的數字化是普遍的、獨特且不斷發展的。亞洲互聯網用戶遠超其他地區，因此亞洲的數字化以規模巨大為突出特點。這促進了那些國際標準下的大型市場中電子商務的發展。它們有創新性的支付系統作為支撐，以大型企業參與其中為特色。這里的大型企業包括大規模、土生土長且高度數字化、并在在規模上威脅著美國的跨國企業（MNEs）的企業（電商巨頭）。他們未來的成長存在機遇，因為依舊有大規模的用戶尚未做到彼此連接。

　　數字化滋生了新的稅收挑戰 ，而且現行法規可能顯失公平。有批評的聲音指出，現有的所得稅制度未能賦予一些司法管轄區征稅權。這類地區的高度數字化企業擁有創造價值的龐大客戶群但是企業卻并沒有在這些地區注冊。逐漸增多的數字化企業也可能關聯更多無形資產（如商標，專利）。這些無形資產更難估價但更容易轉移，這種特點保證了數字化企業在現行規則下進行利潤轉移。這樣尤其影響小額及欠發展地區經濟。數字化和稅收的聯系并不只停留在所得稅方面，所產生問題涉及到數字服務的增值稅問題，私人信息的財產權以及數字科技在稅收設計和收入管理上的使用問題。

　　盡管整體收入影響很可能不大，但全球稅收改革提案可能會在一定區域內產生勝負方。以居住國利益作為犧牲，為市場國提供新的征稅權，該思路來自于經合組織包容性框架（IF）的第一支柱下的討論建議，這將會改變亞洲跨國公司稅收收入的地理分布。投資中心和低稅收區域更可能失去收入，因為只有較少的利益會傾向它們。那些不是大型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但卻是這些公司主要用戶群的國家更可能從重新分配中獲得收入。對于那些既有大型市場又是其大型跨國公司稅收居住地的國家，結果是模棱兩可的。比如說，如果公司需要在他們業務擴張的其他國家繳納更多稅額，亞洲科技巨頭的母國將因此會失去收入。而這樣的收入影響在現在的提案下是不明顯的。但假以時日，隨著數字化節奏加快，這一收入重新調整的影響將會增加。

　　數字化正給具有百年歷史的國際稅收體系不斷施加壓力，從中期看，更根本的改革可以解決這一問題。現在經合組織正在考慮的改革將會是邁向未來更全面改革的重要一步。財稅專家正圍繞如公式化分攤和剩余利潤分配問題對體系進行探討。這些方法將導致國家間更大型的稅收收入重新分配，預計投資中心的損失將會最大。與此同時，這些提案將帶來極大的簡化，并將利潤發生地和產品生產及銷售地點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此設計之上，這些改革同時也會緩解國際稅收競爭壓力，并為跨國企業不斷增加的收入提供了空間，包括根據各國意愿提高企業所得稅稅率。

　　很多亞洲國家所采取的單邊稅收措施，比如數字服務稅（DSTs），對收入影響不大。在設計和實施方面，數字服務稅比企業所得稅方案更簡單，但可能引入雙重征稅和貿易報復扭曲的風險。在對總收入征稅時，數字服務稅忽略了科技巨頭的盈利能力，因此相較于替代性利潤稅改革方案選擇而言效率較低。擁有國內科技巨頭企業的國家會認為數字服務稅吸引力較低，因為在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機制下，這些企業的收入已經繳稅。相對狹窄的總收入稅基也會導致收入有限——一般在估計在國內生產總值的0.01%到0.02%之間，也就是說如果引入數字服務稅需要與其他稅收優先項進行權衡。雖然如此，考慮到強勁增長的數字經濟活力，且該趨勢被新冠疫情大流行再次加速，來自數字服務稅的收入可能在未來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擴大增值稅（VAT）征收范圍來更高效地獲取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可以產生巨大的短期收入和其他效益收益。收取來自海外的電子服務和數字經濟的增值稅可以幫助各國提升單邊稅收。對于所有數字進口產品統一征收增值稅同時也為國內外供應商以及產品和服務提供了一個平臺，從而提高效率。有效采取這一措施后的預期收入影響將遠超數字服務稅或是當前經合組織第一支柱下的全球化改革提案，尤其是考慮到依靠市場作為第三方信息資源以及作為征稅機構擴大增值稅稅基而產生的非直接回報。現在有很大空間去推進數字進口增值稅改革以支持居民的合規管理并實施將征稅權轉移至非居民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司稅改革。

　　對于很多亞洲國家而言，為滿足其收入調動的需要，有必要在稅收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全球稅收改革將走向基于目的地收入稅制與全球最低稅率（經合組織包容性框架支柱二）相結合的方向，這將緩解全球稅收競爭的壓力，并允許各國在需要時提高企業收入所得稅率。為未來的支出需求提供資金也需要在調動收入方面付出更多努力。這需要通過取消免稅期、免稅及其他稅收優惠政策來擴大稅基。這些措施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很常見，但在全球最低稅收下往往低效或無效，甚至顯得很多余。稅收管理數字化通過打擊逃稅和擴大公司稅和增值稅的稅基以更好地幫助收入流轉。但是此類全面的稅收改革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

　　簡介

　　數字化的影響正席卷亞洲，而且該影響在新冠疫情的余波下不斷擴散。數字化已經遠超信息通信和技術（ICT）部門的范圍，同時互聯網的廣泛使用支撐著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在線金融和其他服務。除了通過自己網站售賣商品和服務的公司外，在線平臺和市集也迅速興起，將企業和消費者、消費者和消費者彼此鏈接起來。這類商業模型得到包括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數據等前沿科技的支持。當地企業已經成為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尤其是在諸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大型市場國，并與在該地經營的美國跨國企業（MNEs）進行競爭。互聯網使用在未來的更大增長潛力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人與人面對面活動的減少會在未來幾年內進一步推動亞洲大型數字化企業的成長，也會推動整個經濟體系適用數字技術。

　　因人口、地理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亞洲各國的數字化歷程也各不相同。G20經濟體，如中國、日本和韓國擁有大型信息通信技術部門，其中包括制造業以及根基穩固、總部設在當地且高度電子化的電子商務和在線服務企業。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在當地企業涌現的同時也在迅速發展電子商務及在線服務市場。盡管以信息通信技術為主導的制造業還沒有那么普遍，先進的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已經高度數字化。此外，亞洲也有一些信息通信商業和金融科技的中心，比如新加坡。相比之下，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的互聯網接入率較低，因此不太可能出現總部設在本地的大型數字化企業。

　　高度數字化的企業有能力在沒有實體存在的情況下進行跨境銷售，這對傳統的企業所得稅（CIT）規則構成了挑戰。這些規則賦予公司總部所在地國家以及公司設有常駐機構（如工廠或店面）的國家對公司利益的征稅權。對于線上跨境交易的高度數字化企業而言，這可能意味著銷售所在地（市場國）和線上用戶所在國家對于企業收入沒有征稅權。對于現行規則下擁有征稅權的國家而言，他們同樣面臨挑戰。因為與其他企業相比，高度數字化的企業資產更集中于

　　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無形資產更容易被轉移到位于低稅率管轄區的集團關聯企業內，從而將利潤從高稅率國家轉移出去。

　　跨境線上銷售產品和服務同樣給增值稅（VAT）征收帶來壓力。國家間普遍共識認為增值稅應該在最終消費者居住地繳納（例子參見經合組織2017年增值稅/商品和服務稅指南）。但這一點在數字化經濟中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因為增值稅的征收主要依賴于本地注冊企業繳納。對諸如從非居民供應處購買在線流媒體服務征收增值稅難度更大。

　　在G20/經合組織包容性框架（IF）的支持下，展開了關于如何在日益數字化經濟背景下解決對收入征稅的挑戰的多邊討論。包容性框架下有139個成員國，其中包括主要的亞洲經濟體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所謂的支柱一下，多個國家通過提案對市場管轄區提供新的征稅權思路，從而設法解決數字經濟下圍繞征稅權的問題。

　　在等待包容性框架許可的過程中，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數字服務稅（DSTs），尤其對非居民企業對其居民的銷售收入征收。數字服務稅可以采取簡化的代扣所得稅形式，（比如對于線上廣告），類似于現行的對跨境科技服務的征稅方式。或者可以采取以用戶為基礎的流轉稅的形式，從而針對某特定國家內數字服務的最終用戶所創造的價值進行征稅。

　　本文說明了數字化如何影響亞洲經濟體及他們的企業收入稅和增值稅體系，分析了擬議改革的影響。本文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以及在國際稅收方面的分析工作為理論基礎，通過如下幾個方面對政策爭議做出一定貢獻：（1）對亞洲數字化趨勢以及其與其他區域的不同進行總覽（第一章）；（2）研討在逐步數字化經濟中，旨在對公司收入征稅的多邊和單邊稅收政策改革的影響（第二章）；（3）研究如何最好地解決因不斷擴張的在線銷售而產生的增值稅挑戰（第三章）。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化和稅收的關系，包括私人信息的產權問題、在稅收設計和收入管理中所使用的技術都超過了本文的討論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