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9日，歷經美國參眾兩院多輪博弈的《芯片和科學法案》經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正式成為法律。該法案打著“增強美國競爭力”的旗號，以“競爭”之名行“遏制公平競爭”之實，充斥著冷戰零和思維。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7月28日對此法案稱，搞限制脫鉤只會損人害己。同時，中國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任何限制打壓都阻擋不了中國科技發展和產業進步的步伐。商務部新聞發言人7月29日表示，法案對美本土芯片產業提供巨額補貼，是典型的差異化產業扶持政策。部分條款限制有關企業在華正常經貿與投資活動，將會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曲，對國際貿易造成擾亂。中方將繼續關注法案的進展和實施情況，必要時采取有力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一部聲稱提升美國競爭力的法案為何會針對中國？近年來，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有哪些新動向？中國應當如何應對？記者就此采訪了浙江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柱。
法案服務于美國對華競爭戰略
記者：聲稱為了提升美國競爭力的法案為何會針對中國？
劉國柱：《芯片和科學法案》脫胎于旨在提振美國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對抗中國及其他競爭對手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瘦身”后的法案主要條款包括為美國半導體公司提供約520億美元的支持，但如果企業在中國或其他“可能不友好的國家”投資或擴建先進制程的半導體工廠，將沒有資格獲得這一補貼。
將中國視為未來長期的戰略挑戰和競爭對手，是美國政界為數不多的共識。法案之所以會針對中國，體現了美國立法者立法的初衷，就是將中國作為假想敵，服務于美國對華競爭戰略。
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挑戰者和威脅，拜登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者”。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勢頭尤為忌憚，特別是中國正在利用自己的制度優勢，迅速彌補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短板，并力爭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一代移動通信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領域搶奪先機。科技格局的變化是國際經濟格局、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因素。中國不僅已經成為經濟大國，而且正在向經濟強國邁進，這恰恰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
美國戰略界很清楚，決定中美大國競爭的根本在于地緣經濟，而能夠決定地緣經濟的關鍵因素則是新興技術。創新實力更強的一方將會占據大國競爭的優勢。
美國為何選擇在半導體領域下重注
記者：該法案涉及諸多產業，半導體是重中之重。為了遏制中國，美國為何選擇在半導體領域下重注？
劉國柱：半導體被譽為“制造業的大腦”，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還會進一步提升。然而，美國半導體制造業所面臨的形勢卻相當嚴峻，特別是在全球半導體行業占比偏小，對海外日益依賴。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的數據，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制造能力中的份額已從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左右。由于芯片制造的高成本和復雜性，許多美國半導體公司轉而采用“無晶圓廠”模式，為新的、功能更強大的芯片保留更高價值的設計元素，同時將制造部分外包到國外，尤其是擁有全球80%芯片制造業務的東亞。所以，美國參眾兩院的共識就體現在《芯片和科學法案》中涉及芯片的這部分。
《紐約時報》報道總結了該法案的主要內容：一是向半導體行業提供約527億美元的資金支持，為企業提供價值240億美元的投資稅抵免，鼓勵企業在美國研發和制造芯片；二是在未來幾年提供約2000億美元的科研經費支持，重點支持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量子計算等前沿科技。
就重要性而言，數字時代的半導體產品等同于內燃機時代的石油，所以半導體成為美國對中國實施科技遏制的核心領域。美國政府認為，卡住半導體產品，就可能卡住中國數字產業發展的一個動力源。因此，《芯片和科學法案》要通過美國政府的行政手段，重整全球整個半導體行業的供應鏈，尤其是限縮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名為“競爭法案”，美國政府在具體做法上卻經常表現為“遏制公平競爭”
記者：近年來，美國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采取了哪些手段？對此如何評價？
劉國柱：近年來，美國出臺了一系列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的舉措，這些舉措充分體現了美國政府的虛偽性。《芯片和科學法案》脫胎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但美國政府在具體做法上卻經常表現為“遏制公平競爭”。特別是美國將科技問題“泛安全化”和“泛意識形態化”，毒化了全球市場特別是數字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
“泛安全化”是美國常用的打擊競爭對手的手段，美國以華為和中興等中國電子設備“可能”存在著安全漏洞為由，不僅將中國新一代移動接入設備排斥在美國通信市場之外，還積極游說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盟友，共同抵制中國新一代通信設備。美國國務院甚至啟動了“干凈網絡”（Clean Network）計劃，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電信企業進行審查，只要使用了中國設備就屬于“不干凈”，美國就會予以抵制甚至制裁。在美國的打壓之下，世界上大約50%的電信企業被迫加入了這一計劃。
不僅如此，美國還禁止美國企業、使用了美國技術的企業為華為提供零配件，致使華為的5G產品供應鏈中斷，被迫將“榮耀”系列品牌從華為剝離出去。美國在“國家安全”名義下對華為的打壓，實質就是不希望中國先進數字企業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任何一個領域取得技術優勢。
“泛意識形態化”是美國經常使用的打壓對手的另一件武器。近年來，美國不僅加強了出口管制，禁止美國企業和使用了美國技術的企業為列入制裁名單的中國數字企業提供零配件，也不允許這些企業的數字產品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還在國際社會積極構建針對中國的科技聯盟，從出口管制、投資篩選、市場準入、新興技術標準的制定等各個領域排斥和打壓中國。奉行“小院高墻”式的對華精準技術脫鉤，擾亂了全球已有的成熟供應鏈，使得全球產業特別是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產業面臨供應鏈重組，加劇了全球性的“芯片荒”。
不僅如此，美國還在積極限縮中美之間的人文交往。一些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因為不被允許再進入一些實驗室而被迫更改論文選題；一些被美國視為敏感專業的中國學者也無法再獲得美國的簽證；一些美國大學的專業對中國學生關上了大門，一些大學課程也不允許中國學生選；美國聯邦調查局還曾經發起了“中國行動計劃”，在美國抓所謂的“中國間諜”，一些中國學者、華裔學者甚至白人被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開除、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起訴或者監禁。近年來，美國聯邦調查局起訴的經濟和技術間諜案，80%與中國有關，商業泄密案60%與中國有關。凡此種種，無疑是在制造寒蟬效應，毒化中美正常學術交流的環境。
美國政府的上述做法，已經走到了美國立國基本原則的對立面。不僅拋棄了傳統的市場經濟原則，也是對美國傳統政治原則特別是公民權利原則的背棄，體現了美國政府在面臨大國競爭壓力之下典型的“雙重”甚至“多重”標準。無論是加強自身科技競爭能力，還是加大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打壓力度，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維護美國的科技霸權。
堅持科技自立自強，中國自身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記者：面對美國在諸多領域的技術封鎖、圍追堵截，中國如何突破重圍、謀求發展？
劉國柱：針對美國對華競爭戰略，中國應在不同領域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自身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大方向已經確定，各個地區、部門和單位要按照這個大政方針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尤其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既要發揮科技界和企業界的創新驅動作用，各職能部門更要為科技創新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真正實現科技創新的“雙輪驅動”。
其次，優先發展至關重要的“殺手锏”技術，提高相關國際產業鏈對中國的依存關系。短期內，中國不可能在所有關鍵技術領域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但必須盡可能多發展出一些“殺手锏”技術，并適時更新中國的出口管制清單，增加與歐美國家談判的籌碼。中國掌握的“殺手锏”技術越多，歐美國家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斷供就會越加忌憚。
再次，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促進與世界經濟更深入的融合。中國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內需市場，中國國內市場將擁有比美國國內市場更加重要的地位。市場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技術標準，更能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走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大部分盟友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本身就是中國市場的勝利。中國一定要堅持“更高水平的開放”這一大政方針，盡快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洽談數字標準和數字貿易的合作，將RCEP升級為RCEP2.0版；更要迅速開展與CPTPP成員國的談判。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美國對于中國的技術產品出口限制過于嚴格，嚴重依賴中國市場的日本和歐洲企業有可能會開發兩種技術體系分別對應美國和中國，讓美國的科技聯盟效力大打折扣。
第四，美國科技聯盟的核心是歐盟國家和日本，這些國家與美國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和政府補貼幾個領域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但也不盡相同。歐盟的“數字主權戰略”被美國視為歐盟的“技術民族主義”；中國要與他們發展務實的技術合作，包括在新型技術標準制定方面的合作。
第五，針對美國將意識形態武器化，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做工作。一方面，中國要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利用包括聯合國、中非合作論壇、二十國集團等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提出并倡導數字化時代的共同發展觀，讓發展中國家共享數字發展的紅利，構建“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講好中國國家治理的故事，尤其是從國家治理的效果對比中美兩國國家治理體制的優劣，證明效果比形式更重要。
第六，科技發展的根本還在于人才。中國還必須制定更富于針對性的人才發展戰略和吸引國際人才的政策。在教育部“強基計劃”的基礎上，還應制定中國版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戰略，從小學一直到繼續教育階段，持續加強STEM教育。把中國的最強大腦吸引到STEM學科。吸引國際學者、學生，特別是STEM學科的優秀人才來華工作生活，實現聚天下英才致力于中國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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