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紀中葉，隨著第一部電子計算機被投入使用，包括晶體管技術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發展，人類開始進入信息時代，信息成為重要的資源和財富類型。信息資源是可被獲取和利用的信息，信息財產是可被獲取和利用的具有經濟利益的信息。信息財產的本質仍然是信息，其存在與利用依賴于一定載體。而隨著信息技術進步與對知識產權研究的逐漸深入，人們認識到信息與信息載體是兩種不同的交易對象［1］。諸如作品作為知識信息，獨立于其載體紙張。對于信息的概念，以及知識與信息的關系，已被廣泛論述［2-3］。而隨著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紅利的釋放，當前國內立法與學術研究中，數據概念開始更多出現，而對信息與數據的概念及兩者的關系，學界眾說紛紜，尚未形成一致意見。在法律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為《民法典》）第111條規定個人信息受人格權保護，同時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民法典》中對個人信息與數據的不同法律條款規定與區分，使得個人信息與數據成為兩個獨立的法律保護客體，也使得信息與數據的區分具有了法律依據。在國內立法中，已經出現《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將個人信息與數據相區別的不同立法，但是由于當前理論研究中沒有對信息與數據兩者進行明確區分，導致在國內立法之間相關規范范圍混淆不清，與法律構想的嚴密周詳的個人信息、數據保護藍圖出入較大。在國外立法中，信息與數據、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在立法與研究中并未區分，往往指代同一事物。而在國內理論研究中，從信息與數據，到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再到個人信息財產權與數據財產權的內涵與外延均未能形成統一的概念認知，學術界存在多種定義，使得研究中涉及信息與數據的法律概念出現了“一千個人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現象。對信息與數據概念是否需要區分，關系到《民法典》中對個人信息與數據的定性問題，事關國內個人信息與數據規范搭建與適用的體系化。同時也關系到保護個人信息人權權益與保護個人數據財產利益二元區分等觀點是否能成立，以及當前存在的不同數據財產權稱謂的概念區分與理解問題。區別于已有研究中認為信息與數據一體兩面、實質相同等的觀點，本文認為信息與數據在本質上并不能等同。本文將對信息與數據概念分別從事實層面，從不同學科視角，從不同國家與不同語境的實際用法進行語義實證分析，從規范層面進行系統梳理，以及從理論研究層面進行內容上的理解與規范區分。以期能為我國今后在法律規范層面厘清與構建個人信息與數據立法體系，與細化“數據二十條”中的數據產權或數據財產權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打通概念層面的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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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靳雨露

（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4）